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成為了激盪（電視劇）中國近代社會立憲思潮的導火線。「窮則變，變則通」。朝中重臣袁世凱、周馥、張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員和立憲派的推動下，聯名上書，請求清朝政府實行立憲政體，並提出了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的請求。
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隨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他們先是奏調了38人名單，實際上後來分兩路出發時，僅載澤一路在其日記上提到的隨行或先遣人員名單已達54人。
考察團一路經日、美、英、法之後，於1906年3月6日半夜時分入境德國。7日早上到達柏林，德國將他們安排在皇家飯店。德國皇帝對考察團亦是歡迎備至；德皇還送給戴鴻慈和端方頭等大十字寶星勳章。在參觀餘暇，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也在享受著難得的休閒時光。
1906年2月25日，考察團尚未到達歐洲，德國著名的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格外醒目：《中國訪問團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他不僅介紹了考察大臣的情況，也全文翻譯了光緒皇帝派大臣赴東西洋考察的上諭。
為了做好中國考察團的接待和安排考察活動，德國有關的部委和帝國的有關部門確實做了周到細緻的工作。因為考察團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德國專門為他們編印了較宜理解而又詳細的資料，並請帶回給中國皇帝。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復命，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前後計召見載澤、戴鴻慈各2次，召見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們在召見時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摺，詳加闡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為解除慈禧太后對立憲的思想顧慮，著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mǐ，平息）」，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藥方，令慈禧讀後頗為動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