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營造「三反」運動的氛圍：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使用「坦白檢舉大會」的手段由來已久，早在蘇區「肅反」時就已採用，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更是得到廣泛使用。[4]「坦白檢舉大會」的主要功用是，為嫌疑分子提供可資模仿的榜樣，達到促使其坦白之目的，同時造成坦白檢舉的氛圍，充分調動群眾的熱情，使群眾在這種氛圍中參與「聯歡」。
1952年2月4日，蘇南行署交通處、農林處和所屬各單位以及民政處、秘書處、人事處、衛生處、警局、法院、勞動局、監委會、蘇南公學等單位，在無錫市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行了有2，000多人參加的「坦白檢舉大會」，由行署副主任劉季平主持。首先由水利局會計潘某和交通處工程師張某坦白自己的貪污行為，兩人表示決心悔改，並檢舉了別的貪污分子。緊接著大會點名秦某等其他4名大貪污犯坦白，但他們在坦白中仍避重就輕。然後由各檢查組匯報檢查材料，詳細揭露了上述貪污分子和姦商的各種罪行和貪污的數字。最後由劉季平宣布對上述貪污分子的處理決定：秦、劉當場逮捕法辦；吳某撤職查辦，限期徹底坦白；錢某交無錫市查辦；潘某等12人因坦白徹底、態度誠懇，免予刑事處分。[5]這次「坦白檢舉大會」的效用相當大，結果又連續坦白出貪污分子922人，捉出大「老虎」8人，中、小「老虎」16人，發現有線索的大「老虎」近20人，中、小「老虎」30多人，還發現民政處梁某不僅是個經濟大「老虎」，還是個政治大「老虎」，還有一大窩大、中、小「老虎」。[6]
1952年2月2日，無錫市直屬機關舉行全體幹部反貪污檢舉大會，顧風市長作開展「打虎」運動的動員報告，指出全市機關幹部總數的25%被發現有貪污行為，最嚴重的是市建設局，貪污人數竟達全體員工的三分之二。顧風代表市「節約檢查委員會」闡明對貪污分子的寬嚴處理政策後，宣布46名貪污分子因主動徹底坦白而免予刑事處分。該委員會向大會公布了3名拒不坦白的貪污分子的罪行，顧風當場宣布將這3人逮捕法辦。這樣的示範作用非常有效，大會一結束，即有100餘人主動坦白自己的貪污問題。會後各單位紛紛發動群眾打「老虎」。全市「老虎」數字與日俱增。2月14日、15日，市直屬機關舉行第二次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副市長劉中在會上宣布，轉入「打虎」階段13天以來，共收到檢舉信1，789件，已捉到大小「老虎」64人，被發現有貪污問題的幹部占全市幹部總數30%以上。[7]
與此同時，南京市警局召開了3千人的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當場點名百餘人，一夜打出140隻「老虎」。2月底，運動進入高潮。南京全市工礦企業於3月6日在坦白檢舉大會上一次「擒虎」500餘人。[8]
從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坦白檢舉大會」模式的基本特點，它通常選取幾種類型的貪污分子，採用不同的處理方式，鼓勵嫌疑分子主動坦白認罪，並藉此來鼓動民眾檢舉揭發，實現更大的目標。實際上，所有在大會上坦白、限期坦白和撤職坦白的人，基本上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會場表態只是個形式，其目的不是為了公開處理這些嫌疑分子，而是為了給其他人提供一個榜樣並形成運動的氛圍。典型示範是政治宣傳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樹立先行示範的做法則成為動員、組織「三反」運動中一項得心應手的宣傳手段，其作用也相當明顯。如上所述，一邊是「義憤填膺」的群眾，另一邊是所謂「寬大政策」的誘惑，面臨這樣的壓力，恐怕多數所謂「老虎」很難不俯首認罪，所以這些「坦白檢舉大會」的「戰果」相當豐富。分析在會上受到處分的人員構成，可以發現，運動開始逐步將目標指向留用人員和新吸收人員，而且多集中在財經和企業部門。
二、從無錫市的「打虎」戰役看「三反」運動的運作
為了完成上級「分配」的「打虎」任務，實現既定目標，各地一般都開展了3到4次「打虎」戰役。無錫市從2月16日至3月底共連續組織了4次。每次都先進行「反右傾」的思想教育，組織專業「打虎」隊，確定「打虎」的目標和任務，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戰役結束時召開全市性反貪污大會，集中宣布一批貪污分子的處理決定，以擴大影響和增強對貪污分子的威懾力。每次戰役的具體做法和側重點各有不同。在2月16日至22日的第一戰役中，7天內打出「老虎」110人，從原來一隻一隻地「打虎」發展到一窩一窩地打，不僅摸出了「虎路」，而且找到了「虎群」，在原來認為沒有問題或問題不大的部門也打到了「老虎」。第二戰役從2月23日至29日共7天，採用了發動群眾打「老虎」、結合「五反」搞「三反」、依靠「三寶」（「調查研究、組織火力、政治攻勢」）鬥「老虎」等方法，共打出「老虎」126人，完成預定任務的81%。到2月底，全市共打出「老虎」291人（其中大「老虎」70人），比上級下達的任務多16人。為了完成更大的「打虎」指標，無錫市決定全市各機關「打虎」隊3月上旬休整10天，批判右傾思想，總結經驗教訓，制定「打虎」紀律，提高「打虎」本領，積極準備第三戰役。第三戰役從3月10日開始，全市對貪污分子的圍剿達到高潮。通過學習東北地區「三反」運動的經驗，採用「合同戰術」（亦稱「大會套小會」戰術），先召開全市機關反貪污鬥爭大會，實行檢舉揭發與坦白交代相結合、主動坦白與點名坦白相結合、大會鬥爭與小會幫助相結合、從嚴批判與寬大處理相結合的辦法，當場檢舉出172人，有110人在會上坦白或要求坦白。大會宣布逮捕5人，寬大處理6人，共打出「老虎」52人。各「打虎」隊會後3天內又打出「老虎」70餘人。緊接著，13日夜又召開反貪污鬥爭大會，宣布點名坦白名單152人，當場逮捕貪污分子13人，另有36人免予刑事處分，當場釋放。這次大會共打出「老虎」148人。各「打虎」隊在會後又連夜再開小會，圍剿被大會點名坦白的貪污分子，以擴大戰果。[9]無錫市通過數次「打虎」戰役，超額完成了「打虎」計劃。1952年3月13日至15日，僅無錫縣就「端掉5個貪污集團，打下大小『老虎』45隻（稅務局20隻，銀行10隻，警局、法院5隻，合作社4隻，建設科、文教科、衛生院3隻，農林、農稅、財政科3隻）。」[10]
通過一連串「打虎」戰役，集中突擊，完成並超過既定的「打虎」目標，這是「三反」運動中一種較為普遍的方式。在「打虎」戰役中，還創造出各種戰術與策略，如「敲『山』震『虎』，尋找『虎』蹤，聯合作戰，內外『兜剿』，調『虎』離『山』，分化瓦解，爭取『俘虜』，以『虎』制『虎』，專案專人，包捉包打。」[11]還有「『小組糾纏』、『政治喊話』、『跟蹤追擊』、『泰山壓頂』等方法，一個一個地捉，一巢一巢地端。」[12]
三、實現「打虎」目標的手法：內部瓦解、以「虎」攻「虎」和「逼供信」
「三反」運動的領導者為了達成「打虎」的既定數量目標，採取了各種手法。
首先是針對「鬥爭對象」周圍的人開展內部瓦解。各地「打虎隊」不僅動員被懷疑的「老虎」周圍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勵他們的親戚、家人甚至父母、妻子和兒女，對被懷疑的「老虎」施加壓力或直接揭發。例如，在南京軍械總廠就有30多名家屬動員丈夫坦白。[13]南京市六區的王某不願坦白，「打虎隊」對其女兒施加壓力，於是他的女兒從家中取來贓物銀元232枚、金戒指28個以及金鐲金耳環等，當場揭發。[14]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間的矛盾實行「以虎攻虎」的策略，當時亦被稱為「狗咬狗」戰術。「打虎」之初先明確規定，對那些貪污1千萬元以下、坦白徹底的人，可免予處分，同時要求這些受到寬大處理的中、小貪污分子投入戰鬥，從「打虎」中立功自贖。通過採取這種「寬嚴分明」、「分別對待」的政策，以團結多數、孤立「大老虎」，並爭取大批的「解放戰士」轉化為「打虎」戰鬥中的力量。此外還規定，每個「打虎」隊中要有一名「解放戰士」，以便了解「虎情」。[15]
例如，如皋縣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辦法，在全單位113人中打出「老虎」53人。[16]南京市陵園區供銷社幹部莊某在「坦白檢舉大會」上檢舉了另一名幹部，後者遭到突然襲擊後立刻就「豎起降旗」，並氣憤地說，「我還要檢舉別人」，於是他又檢舉了葉某如何組織貪污集團的活動。[17]在「三反」運動中，往往把「鬥爭對象」放在一起開會，讓他們相互揭發檢舉，結果很快「鬥爭對象」們就會互相「咬」打起來，因為只有拼命檢舉揭發別人才能減輕自己的罪過。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別人下水」來救自己。當然，這種情況正是運動的領導者期待的。
如果說上述兩種手法屬於軟手段，那麼「打虎」運動中更重要的一個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謂的「逼供信」。「逼」就是嚴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詞，而「信」指堅信不疑。在「三反」運動中，由於上級的巨大壓力，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標，就必然要採用「逼供信」的手法。
在揚州市，「『火藥味』較濃烈，一些單位的『打虎』隊，採取『車輪』戰術，對貪污或懷疑對象，施以罰站、罰跪、刮鼻子、加手銬、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認罪。」[18]
鎮江地委的報告提到，肉刑的花樣繁多，如罰站、罰跪（跪瓦片、跪石蛋）、高聲炸耳、1隻腳站在3條腿的凳子上、把4隻手腳捆在一起、把手反銬吊起來、上「老虎凳」、「坐飛機」、澆冷水（寒天）、推撞、拳打腳踢、打耳光、皮鞭子打、篾片抽、脫衣服凍、侮辱人格—戴「老虎帽」、刮鼻子等。地委行政科副科長周某被打5、6次，左胸陸續被打1百多拳，以致於吐血，小腹被踢腫，膀胱致疾，多日小便困難，還對他實現「疲勞戰術」，3天3夜不讓睡覺。鎮江地委又把營造商人萬木匠關了1個多月，毆打6、7次，將腰部和頭部打腫，人暈了過去。專署農建科會計劉某在3月3日至29日期間，經受了吊、跪、打腫腰、打吐血、澆冷水；對彭某則採取7天7夜的「疲勞戰」；農建科長姜某被打，其妻孫某也被打吐血，還要兩手伸平托磚半日，打倒在地下後被抓住頭髮拖拽，又用大頭針刺頭，以致於她半個月內不敢梳頭。糧食局薛某、朱某在下雪天被澆冷水，結果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他們報告給派出所，薛妻正值月經期，仍被關在樓上澆冷水，水一直淋到樓下。幹校校長陳某被打吐血，暈過去兩次，大手指被繩子捆傷，還遭到澆冷水、罰站2天2夜等。[19]
無錫縣委的報告則描述了「逼供信」的具體作法：「一種是：打、綁、吊凍、戴高帽、穿虎衣、掛虎牌或罰站；一種是通宵戰，以精神疲勞方法迫供貪污分子坦白；一種是提供審訊方法，一個人打，幾個人問，以主觀框子迫其承認。打的問題也是發展的、變化的，初期多打幾耳光，後轉為打屁股，從大打到小打，從公開打到秘密打，從內部打到外部打。」[20]
在南京市，「一時戴高帽子、掛牌、亂打亂綁亂罰跪、生追硬逼成為普遍現象。如下關銀行辦事處『輪番轟炸』8晝夜，迫使審查對象『承認』貪污60億巨款。」[21]
這些極端措施無疑會造成了許多人自殺。在無錫市的「打虎」運動中，發生了7起自殺，死5人，逃跑6人。[22]在南京市，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自殺者26人，其中12人自殺未遂，還有8人的家屬自殺。[23]在淮北鹽特區，「全區參加『三反』運動的共有955人，遭受肉刑者即有218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樣所至125種，殘酷程度駭人聽聞，不少人被打得死去活來，被打傷致死者2人，自殺5人，共死7人（其中被株連而死的群眾5人），自殺未遂者13人，打傷甚至終身致殘者19人。」[24]
那麼運動的領導者又是如何看待這種情況的呢？蘇北直屬機關在總結「三反」「攻堅戰」的經驗時認為，套用「整風三查」的老經驗，靠講清政策、啟發自覺、群眾壓力、鼓勵坦白等辦法，對於那些較大的貪污分子或已經變質蛻化的分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結果是「放了空炮」。[25]言下之意，若不採用「逼供信」的手段，就根本無法完成「打虎」運動的指標。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表態說：「運動中自殺是畏罪自殺，不要緊，不要難過。」[26]
出現了如此嚴重的「逼供信」現象，當時許多人把主要原因歸結為群眾運動的副作用。其實，真正的責任還是主要在運動的領導者身上。他們隨意地制定了如此高的「打虎」目標，要求各級政府和機關企業在短時間內「打」出如此多的「老虎」，除了用「逼供信」，還有什麼別的手法可能達成目標？而且，中央和各級領導幹部對這種情況也十分清楚，但多數人都未反對這種方式，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用這種方式就不可能完成任務。例如，蘇南地區的負責人之一管文蔚就表示：「在這樣大的群眾運動中，要做到沒有一點『逼供信』是不可能的。」[27]正是由於各級領導人的鼓勵和縱容，各種「逼供信」行為才得以猖狂盛行。而江蘇地區也恰恰是通過以上幾種方式，讓勢如破竹的「打虎」運動很快就實現了既定目標，並且紛紛超出預定計劃。據統計，到1952年4月上旬「打虎」運動結束時，蘇南地區共打出5，578隻「老虎」[28]，蘇北地區共打出「老虎」5，920隻[29]，南京市共打出「老虎」2，435名[30]，均超過預定計劃「任務」。當然，其中多數是假「老虎」，此後又得重新鑑別，至於是否能夠全部準確無誤地甄別，就另當別論了。
【注釋】
[1]所謂的「虎」指大貪污犯。一般而言，貪污1億元以上為「大老虎」，5千萬至1億元之間為「中老虎」，1千萬至5千萬為「小老虎」（舊幣，1955年幣值改革後舊幣1萬元兌換新幣1元）。
[2]1949年春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後，考慮到蘇北、蘇南情況不同，未立即建立江蘇省，而是分別設立了蘇北行政區、蘇南行政區和南京直轄市。1953年1月1日才正式建立江蘇省。
[3]楊奎松，「毛澤東與三反運動」，《史林》，2006年第4期。
[4]參見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5]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陳丕顯在蘇南》，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37-238頁。
[6]「劉季平同志關於打虎情況的報告」，見中共中央華東局編，《鬥爭》，江蘇省檔案館藏，C39•1-22。
[7]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省檔案館編，《「三反」、「五反」運動（江蘇卷）》，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出版，第315頁。
[8]出處同上，第299-300頁。
[9]出處同注[7]，第315-317頁。
[10]「無錫縣打虎情況報告」，錫山區檔案館藏，全宗號B1，長期，案卷號37。
[11]出處同注[7]，第414頁。
[12]出處同注[7]，第441頁。
[13]中國兵工工會華東區委員會，「華東各軍事工廠『三反』總結報告」，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6001，長期，案卷號582。
[14]出處同注[7]，第301頁。
[15]「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大老虎的指示」，見中共中央華東局編，《鬥爭》，江蘇省檔案館藏，C39•1-22。
[16]出處同注[7]，第262頁。
[17]中共南京市委郊委會，「陵園區供銷合作社的貪污集團是怎樣突破的？」，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4030，短期，案卷號18。
[18]出處同注[7]，第414-415頁。
[19]「中共鎮江地委關於在打虎運動中發生嚴重逼供信現象的檢討報告」，見中共中央華東局編，《鬥爭》，江蘇省檔案館藏，C39•1-25。
[20]「無錫縣委的報告」，錫山區檔案館藏，全宗號B1，長期，案卷號37。
[21]出處同注[7]，第299-300頁。
[22]出處同注[7]，第316頁。
[23]新華社，《內部參考》，1952年2月23日，第40號。
[24]出處同注[7]，第98頁。
[25]出處同注[7]，第176頁。
[26]「陳丕顯同志總結」，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06，長期，案卷號57。
[27]管文蔚，「五個月的政府工作報告」，江蘇省檔案館藏，全宗號3070，永久，案卷號34。
[28]出處同注[7]，第96頁。
[29]出處同注[7]，第260頁。
[30]「南京市三反運動中的打虎情況」，見中共南京市委員會辦公廳編，《南京情況彙編》，江蘇省檔案館藏，U4•3-21。
《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