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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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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訪問。當時他們對北京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後來才通過報紙了解到事情經過。

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該文提出五四運動的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

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學生運動的三大危害:一是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二是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三是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會養成盲目從眾的習慣。

文章認為:學生運動不是常態社會的行為模式,而是變態社會的產物。所謂常態社會,是由成年人管理的、比較清明的社會。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盡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敗,那就是一個變態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篇文章的結論是:「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28年5月4日,胡適應邀在上海光華大學發表演說。當時胡適最擔心的事就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所以他說:五四運動除直接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並最終解決了「山東問題」外,其間接影響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過去的學生只顧讀書,不管閒事。五四運動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二是學生們為了參加運動,都組織了自己的社團,並創辦了各自的出版物。這對新文學運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三是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關心政治、讀書看報,許多學校都創辦了平民學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進步。

四是中國勞工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工會,與學生運動遙相呼應。

五是婦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從而形成了婦女解放的洪流。

六是各個政黨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幹,許多報紙副刊也由過去的「捧捧戲子,抬抬妓女」,改變為談論「馬克思、蕭伯納、克魯泡特金等名詞」了。

在這次演說中,胡適又一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產物。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並且用這樣一句話來表述: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為了證明這個公式,胡適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和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得出如下結論:「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麼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

今天是五四運動102周年紀念日。歷史一再證明,無論怎樣的國家,怎樣的體制,上述公式都正確無誤。

2021-05-04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老智有話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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