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加州槍擊案發生後，一時之間訊息不明，台灣媒體對於兇嫌身份的相關報導多有分歧。有的說他是「仇視台灣人的中國移民」，有的說他是「曾經在台灣受氣的中國槍手」，有的指稱他根本就是台灣人，是「外省第二代」。其實，發生這起犯罪與兇嫌的國籍、省籍，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無關。兇嫌針對本土色彩濃烈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下手，犯案時還把門煉住，用膠水黏住門鎖，甚至準備了汽油彈，這顯然就是一件具濃烈政治色彩的仇恨犯罪，而犯罪的推力是來自於暴力排他的中國民族主義。
任何政治觀點的歧異，都不應以暴力解決，更何況奪人生命。但這幾年來，中國共產黨有計劃地在中國與世界各地煽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情緒，更成功地引為己用。最近出版的新書《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文學出版，顏擇雅編）對於共產黨這種壞的民族主義情緒多所著墨，其中所舉兩個案例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個案例是近代頗負盛名的中國哲學家梁漱溟，他在1971年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對新儒家同道馮友蘭說：「中國進入聯合國，標誌著中華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處於平等地位了，這是我們在一、二十歲就嚮往的。毛主席的功勞無論用什麼字眼形容都不過分。」對此，余英時說，梁漱溟是曾當眾受辱於毛澤東的人，而且表現得極有風骨。但在民族主義前面，梁竟對毛五體投地。更奇怪的是，梁不可能不知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四個創始會員國，竟對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如此興奮異常，關鍵在於前者是美國「提拔」的結果，而後者則是由中國人自己用武力（如韓戰）拼出來的。
另個例子是余英時的經驗，他回憶自己在九〇年代初期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講演，正值中共最大的氫彈試爆成功，余英時在明大校園遇見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他的興奮簡直到了手舞足蹈的境界，這個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不能忘記。」
余英時認為這種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羨憎交織」－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的心態，是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一種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心理反應；前者認為自己地位應該與後者平等，但現實中卻高下懸殊，因而滋長出憎恨先進的情緒而想打倒他。與梁漱溟所處的時代相比，這種「羨憎交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到21世紀仍沒有稍歇，而台灣更成為這種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下最重要的標的物。
余英時分析，在中共不斷地煽動下，整個台灣被民族主義（包括左派與新左派）視為「西方」的象徵，因而成為中國的「異己」。這個觀點一旦流行，台灣現代化的一切成就如自由、民主、人權等變只有負面的意義。其邏輯推理是這樣的：台灣的「現代化」即是進入「西方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軌道，因而越來越背棄「中國」，最後將無可避免地變成「中國」的對立面。這正是今天中共政權最需要的論點：對外可以理直氣壯地抵制西方的人權壓力，對內可以壓制民主的要求。
余英時的分析寫於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直選前，距今已經26年；不過，相關文章卻精準地預測中國民族主義在過去20多年的發展、兩岸關係的撞擊，甚至也對台灣當下的政治分歧提出解釋：一個台灣移民何以對同樣來自台灣的社群有如此巨大的憎惡，非得以取人性命甚至同歸於盡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政治訴求？關鍵就在於這種「羨憎交織」、扭曲惡質的中國民族主義；當民族主義一旦與暴力結合，終成為一種可怕的毀滅力量。
周文偉是怎麼煉成的？他的養分取自於中國共產黨「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大一統主張，也模仿自藝人方芳那種「打它（台灣）兩巴掌才知厲害」的君父思想，甚至從一天到晚「鄙視台灣民主卻稱羨中國強大」的言論當中得到啟發。長期放任這些恃強凌弱、攻訐民主的仇恨言論到處流傳，最終成為鑄煉周文偉這種變態人格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