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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哭了」:人如何不變成機器

昨天上海一小區,本來已經解封了,可以自由出入,居民回來還是被一個志願者「大白」攔了下來,要求必須出示健康碼和行程碼,才能進入,

居民不同意,發生了爭執,大白堅持不放行。最終居民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告訴「大白」解封了居民可以進去,他還是不同意,堅持「要等上面的通知,才能放行」。最終在警察和業主的反覆勸說下,他才答應放行。

他工作非常認真,但是卻沒有任何感動人的地方,視頻發到網上,引來很多嘲諷。還有人指出,這很像二戰後很多年還在東南亞山地里堅持的日本兵,因為「上級」沒說可以投降。

幾天前,北京也發生過一件類似的、可能更極端的事。有小區要求居民必須持「48小時以內核酸陰性證明」,才可以進入。一位業主的核酸是「24小時以內陰性」,被保全拒絕了。

業主跟他解釋,「既然48小時以內可以進,我這24小時以內的,不更可以進了嗎?」保全死活不同意,說48小時就得48小時。怎麼解釋也不行,最後業主只好報警,警察來了,做了工作,保全才同意進去。

這個保全的表現,看起來像是智商出了問題,無法理解「48小時以內」本身就包含了「24小時以內」。但是,如果換一個情景,比如關乎到自己的工資和福利,他還是應該能夠計算清楚。

保全可能出現了某種應激性認知障礙,這是一種「執行力」到了極致的後果。上海那位「大白」也一樣,他只牢記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工作簡化為機械式的執行。在不斷重複中,他們最終只記得了簡化的指令,「只有……才」,「嚴禁」……「一律」……。

兩個糾紛中,警察來了都得到了解決。警察向他們宣講了政策,他們就認可了。這並不是說警察有更好的邏輯,講的話更有說服力,而是對他們來說,警察代表了權力,警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錯的。聽警察的,即便是錯了,自己也沒有責任。

這樣看來,這種所謂的認知障礙,其實也是一種權力帶來的後遺症。在不斷的服從中,一個人最終喪失了作為人的「感受力」和「判斷力」。在執行自己任務的過程中,他們沒有一點自我意識,最終也把自己變成了機器。

不想嘲笑他們,更不想譴責他們,他們也是受疫情影響的千千萬萬人之一。疫情對人的影響巨大,遠不止感染者或者被拉進方艙的人,也不只在經濟上遭遇損失——它可能會重塑我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防疫中摧毀人的正常情感。恐嚇和製造恐懼是其中的核心,不管是施加者還是承受者,都會受到影響。在尊嚴不斷喪失的過程中,人會「與鄰為敵」,也會「交出自我」。

昨晚看到一段感人的視頻。上海一個家政公司看庫房的大姐,疫情中看到有女性無家可歸,就「擅作主張」把她們放進公司大廳安頓下來。視頻中有十幾位無家可歸的女性,都是這位大姐救助的對象。現在有關部門讓她做出決定,把那些人趕走,否則「有可能坐牢」。她發視頻,就是在進行求助。

這事感動我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最初觸動這位大姐的,是她看到無家可歸者的艱難。她說:「我流淚了」。這讓她做出決定,冒著風險把看到的無家可歸的姐妹們都營救到公司——她從自己的眼淚中感受到人之為人的尊嚴,也獲得了力量。

第二,面對有關部門的警告,她打電話給自己的老闆。家政公司老闆也是一位女性,她支持了自己的員工,「你做得對。我們這個公司,本來不就是為了幫扶女人嗎?」這位老闆,沒有因為被有關部門警告,而忘記自己最初創業時的想法。

當下的防疫已經和疾病、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關係不大。它是一項「社會治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被裹挾其中。它最終考驗每個人的人性,每個人都面臨一個機會:做出怎樣的行動,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城市的地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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