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一場以學生為主體和以北京為中心、波及全國各地和各階層的反腐敗、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被中國政府以坦克和機槍殘酷鎮壓。
33年後，中國政治社會經濟變化滄海桑田，當初運動的參加者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這其中，仍有部分人作為六四參與者的"六四一代"一直堅守著當年的六四理想。
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特別專訪了曾經參與過六四運動的王丹和方政，請他們來談對抗極權和參與六四歷史工程這兩大當下任務對"六四一代"的意義是什麼?以及33年後，作為海外流亡者或中國的政治反對派領袖，在對抗極權和拒絕遺忘六四歷史兩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經驗和教訓？在"六四事件"33周年到來之際，"六四一代"如何整裝再出發？
方政：香港維園蠟燭被吹滅，美國的六四一代責任更大
目前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的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解放軍的坦克碾斷雙腿，自那以後終身殘疾。他說，六四的烙印和給他人生帶來的變化，雖然他不太願意去談，但也不很牴觸，他相信講出來是他作為一個六四倖存者的責任和義務。他表示，如果親歷者、受害者、當事人都不去說，這個話語權就會被中共占有，而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他說："當然談到'六四'，包括每年的'六四'紀念，包括我接受媒體採訪，更多的都是因為我本人的這種經歷帶有深深的'六四'烙印，'六四'給我也造成了人生一個巨大的變化。當然我肯定是不太願意去談，但是其實我一直也不是很牴觸。所以包括當年在國內，只要任何人問到我，你怎麼受傷的，因為一看我這個就是後天的對吧，雙腿怎麼沒有的。我一般只要是一個合適的場合，正常情況我都會把我的經歷、大致的受傷過程跟人說。因為我覺得這是我這麼一個倖存者的一個，說擔當一點，一個基本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把我們所經歷的這種真實的真相去告訴大家，如果我們這些人都選擇沉默，不願意去說，儘管我內心其實當然不是非常願意去說。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我有這個義務。從我做起，我作為一個親歷者、一個受害者、一個當事人，如果我們選擇沉默、我們不去說，那這個話語權就完全被中共當局去占有。那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方政目前人在美國舊金山。他的女兒讚美父親是"六四"和生活"兩個英雄"。方政說，他的女兒自小了解為什么爸爸沒有腿、跟別人不一樣。長大後，六四紀念活動也帶她去參加。來到美國後，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因為在美國很少有中國殘疾人的諸多不便，而且他很快考了駕照，當上Uber司機。他表示，在美國，只要不挑剔，生存並不很困難，對此他心存感恩之情。
他說："我大女兒是跟我們一起到美國來的，比我晚一個月。我們是2月26號，大女兒過了一個月以後自己也到美國來，所以她來的時候還不到8歲。所以在大女兒的整個從小成長過程中，她就一直是知道我的這些大概的情況，我們從來不隱瞞。'我爸爸跟別人不一樣，爸爸為什麼這樣？'開始她懵懵懂懂，後來知道爸爸沒有腿，爸爸為什麼沒有腿？爸爸什麼情況？大概她是了解的我大女兒。而且我們一直讓她保留一個比較好的中文習慣。所以她長大以後，我們很多的'六四'紀念活動，包括我的一些社會活動，只要有機會，我都讓她也去，我會帶著她一道去參加。我希望她能夠更多的了解我們這些人，了解我們曾經經歷的這些事兒。剛到美國其實我是很幸運的，一直以來我是很幸運的人，因為我到美國的時候，得到很多包括周封鎖、張前進牧師他們在美國給我一個很好的接應，有了很好的早期安置的幫助。'人道專項基金'你也知道，所以那時候說老實話，我得到了海內外，尤其海外的這些同道，或者說這些愛心人士的很大的幫助。這對我們一家人的儘快安置、生活穩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一個就是美國政府。首先我是殘疾人，我到了美國，我這個殘疾當年在中國的諸多不便，我到美國來，這種不便減到很少了。我很快就可以考駕照，我很快就開車，所以我就有更廣闊的自由。我開了車就可以辦事、接孩子。後來我還當過Uber(優步)司機，我可以去做很多事兒。所以說在美國對於我來，我不覺得我在美國謀生或者生活有多大的難度和壓力。因為在美國這個社會，我認為只要沒有過高的要求，只要自己不是太挑剔，只要願意去做事，生存並不是很困難。"
談到未來，方政表示，隨著香港維園六四悼念燭光被中共當局掐滅，六四紀念館的被迫關閉，作為六四一代的他要在海外把紀念六四的活動延續下去。這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他說："香港當年我們認為這麼一個希望的所在，一個民族的燈塔，維園燭光閃亮了30年。結果在30年的時候被中共政權給摧毀熄滅了，連六四紀念館在香港都不能為繼。所以我們在海外要接過來，要把六四紀念館，把六四的記憶，更重要的是把六四記憶的這項活動要找到地方去延續它。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責任更加重大了，真的。"
六四領袖王丹：這些年心很累挺委屈但我不會放棄
當人們提到六四學運領袖就會想到王丹。目前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的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這些年堅持下來坦白說，不累是假。
他說："坦率講你說不累，這真的是假的，確實累。但是我覺得主要不是說身體上的累。這種四處奔走，這本來應該的，比起那些'六四'犧牲的人來講，我們這點累當然不算什麼，我覺得主要是心累。你不僅要面對艱難的環境，還要面對各種讓你操心的東西。比如說面對各種的冷漠，面對各種嘲諷、不理解，面對各種抹黑，面對各種無理的攻擊，還要面對各種人性中的一些東西，我覺得心累比什麼都累。我確實覺得心很累，這些年下來。比如說很多的這種抹黑，如果我出來澄清，那就會陷入沒完沒了的爭執中。你如果不澄清，很多人也許就會相信。那你說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這樣的狀況坦率講我也必須得說，我確實覺得挺委屈。不過另外一方面，雖然委屈歸委屈，但是我覺得人生就是這個樣子嘛。一方面我也確實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會放棄。我想我做這些事，確實是為了國家、為了社會。但另一方面我必須得承認，我也不是那麼高尚的人，某種程度我也是為了我自己。我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才去做這些事情。我覺得這麼大一件事情，然後我們就放棄了，我自己心裡上都過不去。所以某種程度我做這些事，其實也是為了我自己心裡能過得去。所以我覺得只要我自己問心無愧，外界的壓力我儘量的淡化處理。我不放棄是因為我覺得我還是要爭一口氣，對吧？這麼大一個國家十幾億人口，不能沒有人敢於去長期的、30年50年的堅持一個立場，那這成什麼國家了是吧？不能沒有人還去堅持理想，我覺得我們不能被其他國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於這麼一種心理才堅持下來。"
王丹去年遭受了喪母而不被中共當局允許回家奔喪的悲痛經歷。他被問到，他堅持做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到底值不值得？王丹對美國之音說，這種相信不僅是知識積累和經驗判斷、也來自內心需求。民主要變成信仰才有力量。他不會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成功基礎上。真正的理想主義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認準了正確的事情就堅持做下去。歷史證明這樣的理想主義是會贏得未來的。
他說："我相信，我想我的相信不僅是出於我的知識積累和經驗的判斷，某種程度也是來自內心的需求。我覺的民主要變成一種信仰，它才會有力量。所以我從來不去揣測推動民主這件事未來是不是能夠成功，我只在乎我現在做的事情是否正確。我覺得這不是理想主義，某種程度它也是一種現實主義。我不會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能夠成功這麼一個預測的基礎上，那就成了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者的事情了。所以我自稱'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真正的理想主義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是不用去考慮未來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認準一個正確的事情就堅持做下去。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想說，其實如果我們回頭看人類整個的歷史，歷史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足夠多的例子來支撐我的樂觀、支撐我的理想主義。在歷史上已經證明了這樣的理想主義最終是會贏得未來的。"
王丹目前正主持"六四紀念館"的籌備工作。六四紀念館的第一期，也就是一個有關六四的展覽將於6月3日在華盛頓開幕，接下來他還希望通過籌款的方式建立一個真正的紀念館。他表示，籌備建立這樣一個紀念館的目的就是守護記憶，把六四精神傳承下去。
他說："展望未來，我認為更重要的工作還是要為中國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因為我們都知道共產黨的統治是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的。有一天中國會發生變化，那麼未來的中國，我們預期應該會是一個建立在憲政體制基礎上的中國。那麼這樣的一個憲政體制要如何去建立這樣一個憲法秩序，要如何的去維持，我覺得這才是八九六四一代人承擔的更重要的。這個時代，任務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麼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本身就是對89年我們的理想的一種延續，更是我們面對當代的一個時代任務。我們的智庫'對話中國'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承接這樣的任務。所以總的來說，我覺得中國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六四一代人，我期待能夠承擔起來的時代使命，就是為中國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生活秩序，讓人民活得有自由。"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