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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了600萬猶太人的「萬湖會議」,「平庸之惡」只是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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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歷史的描繪,《萬湖會議》顯然選擇了極端之惡的立場——並不是一群被動參與者「無思想、無意志」地執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國核心權力的人,在極端思想和狂熱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積式激進」,最終在一場70分鐘的會議上接力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殺墮胎水線。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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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慮討論主題,和而後真實發生的殘酷歷史,《萬湖會議》實在是部沉悶的電影——汽車開到柏林郊外一幢鄉間別墅,納粹高官從各地匯集而至,寒暄、試探、虛與委蛇,然後按照各自內心的算盤,在會上為各自團體爭取最大利益。他們全程平靜,舉手投足間不忘德意志民族嚴謹乃至死板的傳統,會議按照流程,圓滿結束,高官們漸次散去,電影在同樣沉悶的平靜中結束。

但這個會議,討論的是二戰期間1100萬猶太人的命運,並最終造成600萬猶太人死亡。就電影說電影,針對這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在若干展現同一歷史時期的影片中,《萬湖會議》給出的是截然不同的解讀——

鋼琴家》中的納粹軍官威廉,因為主角一段美妙的鋼琴演奏,選擇將槍口抬高一寸,作為執行者,他在暴行面前選擇了消極抵抗,面對瀕臨崩潰的主角,他不忘鼓勵,「再過兩周你就自由了。」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鐵絲網兩側的兩個小男孩,發生了一段秘密又珍貴的友誼,在孩子的世界裡,成人世界的「黑暗理性」尚未發生作用,丈量他們童年的是「聽覺、嗅覺以及視覺」,聚焦人類歷史最黑暗最殘忍的一段時間,電影選擇用巨大的篇幅歌頌純真。

《辛德勒的名單》,影片結尾,原本借猶太人的勞動發著不義之財的辛德勒摘下自己最後的胸針,痛哭著說,「這至少可以再換兩條命」,獲救的猶太人贈予辛德勒的指環上寫,「當你救下一個人的時候,你便救下了全世界。」

永遠的《美麗人生》,身處納粹集中營,父親奎多選擇用歡笑和謊言呵護兒子的天真,即便穿上條紋服,也知道等待他的殘酷結局,但面對兒子,奎多還是高高興興地問,「看吶,我這制服不錯吧?」

總之,數十年以來的電影工作者們,更願意在光影世界中展現那場持續數年的暴行中難以被摧毀的部分,人類的善良不死,浪漫不死,同情不死,天真不死。

但《萬湖會議》選擇了這一切的反面,它自覺繞開了某種具備撫慰作用的抒情傳統,或是乾脆說人類天性中某種根深蒂固的不敢直面真相的軟弱,剝離一切情緒渲染或戲劇化的呈現方式,以一種接近紀錄片式的手法,重現了這場決定1100萬人生死的會議。

這種做法當然不討喜,拍抒情和感人的故事片,或大場面的戰爭史詩,或聚焦於希特勒的狼狽和帝國的毀滅,縱然滿足了人們內心對「公道」的需求和期待,但那些當然不是故事的全部。

歷史的殘酷在於,辛德勒和鋼琴家是少數,美麗人生更是少數,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那種讓納粹兒童和集中營男孩互換命運的巧合,更近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愚頑痴想。

說起來令人沮喪和悲哀,歷史的真相是,絕大多數時候,不是辛德勒的名單或是一位父親滿含愛意的謊言,而是萬湖會議,是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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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萬湖會議,後世有諸多近乎專屬的形容詞,慘絕人寰,臭名昭著,喪心病狂,這與會議自身的平靜形成強烈反差,也讓這部全程沒有鮮血、沒有死亡,甚至連像樣的爭吵都沒有的電影,散發出一種徹底的恐怖——15個人,70分鐘的會議,600萬人的生命,影像與歷史時空交匯,不管是平靜還是其背後的殘忍,一切看起來都難以理解,這不是人類一廂情願以為的那個世界,善良和浪漫,同情和天真,世間的道義和應有的人性,在《萬湖會議》裡沒有一絲影子。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與會的15位納粹高官,並非人們想像中惡魔的樣子,他們普遍出身所謂的德國精英階層,其中8人擁有博士學位。

大約初次打開《萬湖會議》的人,面對這群「精英」,內心總會有一絲僥倖的期盼,但從始至終,他們討論了種族問題,效率問題,運輸問題,勞動力分配問題,他們心疼假如射殺1100萬人需要的1100萬子彈,心疼即便晝夜不停地工作也要花費的488天時間。片中最為「人道主義」的一個瞬間,竟是考慮射殺猶太人給德國士兵造成的心理問題,但在提出毒氣室方案後,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他們甚至討論了元首的喜好和午餐特供的鮭魚,討論了一戰的經歷和對退休生活的暢想,會間休息問候了彼此的妻子和兒女,但中間沒有哪怕一個人,有過片刻的猶豫和疑問,他們有什麼資格,這樣決定1100萬人的命運。

演員們也異常精準地復刻了80多年前的這群納粹「翹楚」,電影中的海德里希不動聲色的表演讓人印象深刻,作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締造者和推行者,海德里希陶醉於自己構想的狂熱,完全不負「第三帝國黑王子」的名號,切換一下視角的話,甚至不難理解當年希特勒對這位帝國接班人的喜愛和倚重。

電影中的海德里希

電影中唯一一次把1100萬人試圖作為個體看待,是徹底否認這種看待的正當性——會上,海德里希跟同僚們闡明立場:「請您弄清楚,猶太人將這場戰爭強加給我們,當我們嚴厲反擊,就必須意識到這種嚴厲態度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必要性,而不是忙著追問,究竟這個或那個猶太人,個人是否做錯了什麼?」

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長期追蹤和關注納粹時期的歷史,在其著作《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中,里斯寫道,「人類從內心深處需要這個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無辜的人最終得到補償,有罪的人最終受到懲罰。但奧斯維辛的歷史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同樣,作為奧斯維辛的預演,作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誕生地,萬湖會議,最終也沒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圖源《奧斯維辛:納粹和最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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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一部歷史》的前身是一部六集紀錄片,勞倫斯·里斯以一種治學的嚴苛對待自己的影像表達,他曾介紹說,這部紀錄片「沒有劇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出自兩個——有的地方是三個——歷史記錄」。

長時間追蹤那段歷史,驅動里斯的是,讓人們充分認識納粹時期那樣駭人的罪惡何以發生,「歷史學應該致力於引導人們懂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罪惡,還有什麼比這個目的更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罪惡,你就不能環視這個世界,思考為什麼它還會再次發生」。

里斯還特別強調,這部紀錄片不只是關於奧斯維辛的,那是一群人類對另一群人類的屠戮,「我們用奧斯維辛來講一個更大的故事,用奧斯維辛為稜鏡來認識滅絕屠殺的全過程,並對犯下這一罪惡的人們的心態有一些了解」。

《奧斯維辛》的中心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希特勒一個人殺不死600萬猶太人。

書中著重強調的是,滅絕屠殺猶太人並不是希特勒一個人下達的命令,而是「許多納粹分子都為此盡心盡力」。

《萬湖會議》平靜沉悶的表象之下,壓抑的即是這樣一股暗流。

起初,他們討論的是,在軍工領域重要技術崗位上的猶太人,有勞動能力的猶太人和老弱病殘的猶太人——也就是比較有用、暫時有用和完全沒用的猶太人,接著是純種猶太人、二分之一血統猶太人,以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血統猶太人,起初討論的是運輸問題和槍殺造成的效率問題,接著思維很快發散到強制絕育和毒氣室滅絕。

總之,暗流涌動之中,「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由一連串的累積式激進鍛造而成。它最終無情地吞噬了六百萬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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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湖會議》中,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是阿道夫·艾希曼。15個與會者中,艾希曼職級不高,整部電影中,他幾乎從始至終保持著同樣的表情,一個剝離了情緒和情感的帝國軍人,在海德里希的授意下按部就班地介紹最終解決方案的詳細內容。

真實的歷史當中,艾希曼在萬湖會議後真正迎來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他被海德里希任命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也就是說,而後數以百萬計猶太人的運輸和屠殺工作,都是由艾希曼主要負責。

1961年,逃亡至阿根廷的艾希曼被以色列情報部門抓獲,而後在耶路撒冷,進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審判。當時,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全程報導了這次世紀審判,並寫成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今天的人們對艾希曼的熟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本書。

在阿倫特後來的描述中,法庭上的艾希曼「既不陰險,也不兇橫」,沉悶無趣,刻板機械,「個人素質極為膚淺」。那場審判,也藉由轉播鏡頭同步播出,難以計數的人們在電視鏡頭中看到一個西裝革履、戴黑框眼鏡的枯瘦老頭兒——斜身坐在玻璃屋子中的艾希曼全程平靜,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完美官僚,只是出於公民的服從和軍人的天職做應當做的事,「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圖源網絡

於是,阿倫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惡」的概念,用以描述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

但是,自從「平庸的惡」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在學界就一直面臨爭論。批評者們認為,「平庸之惡」的概念忽視和遮蔽了人作為主體的能動作用,消除自我思想、放棄價值判斷的無意識和無思想,只是艾希曼和無數納粹分子面臨審判時的包裝術。

德國學者貝蒂娜·施湯內特在其著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中試圖撕去這種包裝,理清被「平庸之惡」所遮蔽的真相。

藉助艾希曼親手寫下的1300多頁筆記和阿根廷一個納粹沙龍上留下的73卷錄音帶,施湯內特顛覆了阿倫特對艾希曼的描述,「艾希曼是一個老練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謀殺犯,他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卻不知疲倦地偽裝自己,逃亡期間還與其他納粹殘餘狂熱地計劃未來目標。」

在阿倫特的時代,許多人還不知道,逃亡至阿根廷的納粹黨人依然不定期舉行著各種秘密集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擁有一家養兔場的艾希曼是其中的絕對主角。讓很多人失望的是,耶路撒冷之前,這些人餘生的每分每秒都不曾為曾經的惡行懺悔,他們懷念著第三帝國舊日的榮光,遺憾自己的虎落平陽,繼續著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除了失去權力的庇護讓他們沮喪失落,一切都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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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因為「平庸之惡」太過著名,甚至著名到遮蔽了阿倫特自己的關鍵論述。阿倫特當年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第二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

顯然,無論對於圈定艾希曼這一納粹特定符號,還是萬湖會議中其餘14位納粹高官,更適用於他們的「極端之惡」,是當歷史給予少數人決定眾多人命運的機會,居於決定和設計位置的所謂納粹精英們,如何利用極致的黑暗理性放任內心的惡毒,以至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陰暗冷酷的一頁。

對納粹歷史的描繪,《萬湖會議》顯然選擇了極端之惡的立場——並不是一群被動參與者「無思想、無意志」地執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國核心權力的人,在極端思想和狂熱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積式激進」,最終在一場70分鐘的會議上接力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殺墮胎水線。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熱的人。

電影中,希特勒一直作為絕對權力的幽靈出場,午餐會的時候,高官們三三兩兩討論最終解決方案,一段對話是:

——全歐洲的猶太人?這誰能想得到啊?

——這是元首的願景。這下跟孫子們可有的講了。

——有多少人能說自己如此近距離見證過世界歷史呢?

這時,一個人插話說道,「我會說,是『塑造過』。」

海德里希在會上也有類似的表達,「命運偏偏選中了我們這一代來完成這個任務,而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反感它,就拒絕執行。我們都是德意志民族的醫生,沒有一個醫生會樂於為病人截肢。但是,如果我這是救命的唯一選擇呢?」

設置對立,簡化思想,自我感動,就是在這樣的運行模式之下,納粹官僚機器冷酷碾過了數百萬人的命運。

遺憾的是,納粹的產生並不來自於歷史的偶然,而是出自歷史的循環。從這種意義上說,《萬湖會議》作為一部電影試圖努力的方向是,還原歷史局部的關鍵細節,引導人們明白罪惡的產生。

在如今如此急躁分裂的世界,這類記錄存在的意義,在於它永遠可以作為一種警醒存在,人類曾踏入過那樣的深淵,而那樣的深淵,從來未曾真正徹底消失。

萬湖會議結束後,600萬猶太人在納粹政權的統治下,慘遭屠殺。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人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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