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後陳寅恪在自家陽台授課
陳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大師，我這個學識淺薄、年齡相差四十多歲的後生晚輩怎能是大師的弟子？但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書。其時，陳大師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單憑這一點，我就應該稱陳寅恪為「吾師」或「本師」的。
不僅如此。1953-1954年，我還曾聽過陳大師的兩晉南北朝史和元白詩證史兩門課。別的教師上課，一般是每次兩小時，但陳大師每次只講一小時，如1953學年他的兩晉南北朝史課，課程表上定的就是星期一、五第三節各講一小時。課堂就設在陳大師的住宅東南區1號2樓的長形走廊上，這個教室可坐三四十人。我記得在上兩晉南北朝史第一堂課時，來的人很多，不僅有學生，還有許多老師，端木正老師及師母姜凝等都來了，可謂濟濟一堂，座無虛席。
講台兩邊掛著兩塊小黑板，上面滿滿地寫著資料，中間還有一塊空著的黑板，供陳大師作板書用。陳大師坐的是藤椅，穿長衫。課是怎樣開始的，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有這樣幾句：「重要資料我已請人寫在黑板上了，但你們要好好聽講，光抄下資料不聽講，也不會懂的。」陳大師講得很慢，遇到關鍵的詞句，還要站起來寫一些板書。因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往往把後面的字寫在前邊的字上面，重疊在一起。為了把課講得生動，陳大師常拿身邊的人和事進行點評，隨意揮灑。他常提到的人是那時還年輕的姜凝師母，他呼姜凝為「端毛太太」，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麼把「端木」讀成「端毛」。陳大師編寫的兩晉南北朝史講義，後來被高教部作為大學交流教材油印出版。
我大學畢業後因重點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所以就千方百計找到一本，至今仍然珍藏。在聽元白詩證史時，歷史系負責同志曾問我：「你聽得懂嗎？」我回答：「聽得懂。」其實，因為我那時水平太低，對陳大師講授的內容是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的。好在陳大師講的是選修課，聽課者可以來去自由，所以兩晉南北朝史我大概只聽四五次就不聽了。我因喜愛唐詩，所以元白詩證史聽得稍多一些，但大約也只聽七八次。因為這兩門課我都沒聽完，所以都沒有取得成績，這是我終生引以為憾的。以上說明我雖是陳寅恪的學生，但卻是一個既未升堂、更未入室的不成才的弟子。
當時在康樂園（中山大學位於珠江南岸康樂村），陳大師有很高聲望，流傳著他的許多軼聞趣事。如說此人很厲害，懂十三種外語，過去在清華大學被稱為「教授之教授」。現在看來這種傳說不很正確，因為陳大師精通和能夠利用的漢語以外的語種絕不止十三種，而是多達十六七種（見劉正《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文史哲》1996年第3期）。由於陳寅恪先生學問大、名望高，所以我們對他都十分崇敬，說到他時很少稱其為教授、老師，而一概稱之為「陳大師」。
當時還有一種傳說，是說陳大師在中山大學薪金最高，比校長還高。但到底有多少，我們做學生的當然不得而知。有一次，聽說一位理髮師被請到陳宅，給大師理髮，最後唐師母付給理髮師的報酬為一元錢外加一條毛巾。那時我們到理髮館理髮只要三四角錢，就可以理髮、吹風、落蠟，唐師母一付錢就比我們多好幾倍，因此我們覺著陳大師一定很有錢，生活很闊。近讀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才知1955年陳大師的工資是二百五十三元，不僅是中大也是全國教授中的最高者。但這二百五十三元僅相當於抗戰前教授最高工資的五分之一！這說明那時陳大師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寬裕，而是變得緊張了。
當年我們在蔣湘澤師家中閒談時，他告訴我們他每月的工資是一百一十元，那時蔣師還是副教授。這說明，陳大師的工資正好相當於一個副教授工資的二點三倍。50年代前期，物價很低，我們每月由國家供給的伙食費才十三點五元，但吃得很好。一些日本代表團到中大參觀，一定要到食堂拍我們吃飯的鏡頭。他們說，中國大學生的生活比日本人好得多。綜合這些情況，可知那時陳大師每月收入二百五十三元，生活雖然較前緊巴，但比一般人還是寬裕的。
陳大師因忙於科研，身體又不好，所以平常很少接見人。我們除了上課時能見到他外，平時就很難晤面。那時因為寒假很短，多數學生都在學校過春節，我們就成群結隊地給老師拜年，有時一幫十多人，至少也三四人。我們到陳大師家中後，唐師母對我們茶水招待，陳師則很隨便地和我們交談，看不出一點大學者的架子。在我讀大學時期，還不興學生批老師、鬥老師、打老師，所以師生關係十分融洽。那時不知為什麼，我們把打牙祭叫做「高潮」。平時，我們除到老師家問學外，也經常到老師家「高潮」一下——吃飯或吃茶點，特別是在春節期間更是如此。大學四年期間，我曾到岑仲勉、董家遵、陳錫祺、端木正、蔣湘澤、何肇發等老師家中多次「高潮」過。但在陳大師家中，我記得只喝茶水，坐的時間也較短，大家七嘴八舌談十來分鐘後就告辭。但由於我們見到了陳大師，並且說了話，所以大家都喜滋滋的，真是比「高潮」還要高潮。
還有與陳大師會面的機會，就是見唐師母陪著陳大師在他住宅門前的小路上散步。這條小路原來是磚鋪的，上面生滿苔蘚，很滑，當然不適宜於老年人散步。陳大師當時雖然眼睛失明了，但在光亮處仍能看到物形。所以，1956年初，學校為了照顧他散步，就把這條路改建成白色水泥路，路面比較平整，也寬了一些，陳大師散步時可看到模糊的白色路面。可惜那時我們見陳大師散步時，沒有勇氣走到他跟前和他談話。
我感到榮幸的是，現在我還保存兩件與陳大師有關係的珍貴物品。
中山大學歷史系1952級畢業合影
一件是我們1952級全班同學在1956年8月31日拍攝的畢業紀念照片。這張照片是在東南區1號陳宅門前拍的。很明顯，把拍攝地點選在這個地方，是為了便於陳大師與我們共同合影。這張照片在前排就座的都是我們的恩師，自右至左依次是：端木正、蔣湘澤、曾紀經、董家遵、王季思、楊榮國、陳寅恪、岑仲勉、劉節、金應熙、朱傑勤、陳序經、梁方仲。最左邊一位是教我們政治經濟學的老師，我怎樣也回憶不起他的名字了。這張照片攝下了這麼多文史學界前輩大家的容貌身影，說明它不是一張普通的照片。隨著歲月的流逝，它已成為一件具有極高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了。在拍照前就座時，岑仲勉與陳大師親切握手，岑師說：「我們很長時間沒見面了！」陳大師點頭唯唯，沒有說話。他所以不說話，因為岑仲勉是聾子，說了也白搭。
岑仲勉也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著述等身，學問極其淵博，尤以治隋唐史著名。我曾選修他的隋唐史課，考試成績為「優」。他給我們編寫的隋唐史講義，長達五十餘萬字，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貫穿了學術的自由討論精神，岑師對各家各派的許多不同觀點，都進行了剖析和商榷。岑師在課堂上給我們傳授治學之道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家，這樣才有影響。」陳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頭號名家，他的許多觀點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岑師在課堂上批判的對象。岑師在課堂上揪住陳寅恪不放，陳大師當然會知道的，但他從未予以反駁。當他見到岑仲勉時，還表現得很親切，這是我長久迷惑不解的。近讀陳大師《對科院的答覆》一文，這個問題才得到解釋。該文稱：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是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轉引自《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1頁）
可見陳大師認為學術爭論符合他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一貫主張，在學術上他可以批評別人，也歡迎別人批評自己。看來，這就是他對在學術上一直對他進行批評的岑仲勉「不以為芥蒂」的原因。
說到這裡應當補充一點：岑仲勉對陳寅恪並不是一味批評，他對陳大師的學問還是十分佩服的。他在課堂上曾對我們說：「《元白詩箋證稿》寫得好。」
第二件我保存的與陳大師有關係的珍貴物品，是1950年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出版的陳大師所著《元白詩箋證稿》。這本書珍貴之處不僅在於它是初版，還在於本書中的一些排印錯誤都用墨筆作了更正，在本書有些頁的天頭上寫了不少字，書中還粘貼許多寫滿字的紙條，這些字都是關於本書內容的補充。據我粗略統計，補充較多的有十五處，約五千字左右。從字跡看，一小部分系油印，大部分應是陳大師的助手黃萱的手書墨跡，蠅頭小楷，工整秀麗。我找出1955年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與此書相核對，發現此書就是文學古籍刊行社據以排印的《元白詩箋證稿》的底本。1955年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經過這次修訂增補，較之初版本是更周密、更充實了。陳大師治學以嚴謹著稱，但要嚴謹就得付出比別人更多更艱辛的勞動，即使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學問家也得如此，這從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可得到證實。
在這本書中還夾著一張便條，上面用紅色鋼筆寫著：「四部叢刊牧齋有學集十二冊78000（元）」，便條的右下角寫著「陳寅恪」三字。從筆跡看，似是唐師母所寫。很明顯，這張便條是寫於1950年《元白詩箋證稿》出版之後至1955年幣制改革以前。大家知道，陳大師開始寫《柳如是別傳》是在1954年初，他在動筆前後買這部書顯然是為寫《柳如是別傳》作參考的。
我這本初版《元白詩箋證稿》是從哪裡來的？我在大學讀書時，端木正老師就對我照拂有加。大學畢業後，他仍對我十分關懷。他知道我研治魏晉隋唐史，所以在70年代就把這部書作為珍貴禮物鄭重地贈送給我。端木師及姜凝師母同陳寅恪一家過從甚密，有很深的淵源，很顯然這部書是陳大師或唐師母贈送給端木師或姜師母的，而端木師又把它轉送給我了。
蔡鴻生學長在其所著《「頌紅妝」頌》一文中說：「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有幸在金明館通向寒柳堂的過道上，聽陳寅恪先生講史論詩達一年之久。課程名稱『元白詩證史』，用1955年版的《元白詩箋證稿》作教材。這冊有師母遺墨的贈書，歷經風霜，如今成了寒齋中的『鎮庫之寶』。」讀此令人感慨萬千。我不禁撫摸著我保存的初版《元白詩箋證稿》喃喃而語：「這難道不也是寒齋中的『鎮庫之寶』嗎！」
（原載《文史哲》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