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揚名街道，黃碼轉綠的人，都要在手上臂上蓋章，三天內不得消除。
據知情人說，這個章遇水即化。從圖片上看，敲章的人還非常隨意，有人敲在手臂上，有人敲在手背上。在手臂上的人不能洗澡，手背上的人不能洗手。古人說：贈人玫瑰，手有餘香。故而捨不得洗手。敲了章的人，則是不敢洗手。
這個後來有人出來致歉了，可是仔細看一下那個章，竟然是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我不知道這個衛生服務中心是個什麼級別的單位，竟然有如此之大的權限，可以勒令整個街道成千上萬的人必須保留這個章。
當然，它在這個特殊時期就有了這個特殊的權力：事涉新冠，便無大小，統統是彌天的大事。衛生服務中心很明白這個道理，就算它只是一個芝麻綠豆大小的單位，也能如此予取予奪。
至於這個章里上溯回去的幾個單位：揚名街道、梁溪區、無錫市，要承擔的責任也可以推個淨淨。不過，我猜想如果不是因為被暴露了出來觸發眾怒，因此而「揚名」，這幾個上溯單位大約也是認同這個做法的。
在這個時期中，所有一切能夠確保萬無一失的措施，都是好的措施吧，對他們來說。
確保萬無一失的理念，還發生在上海許多的公司里。《新聞晨報》的報導說，在上海的招工市場上，出現了「進過方艙的不要，陽過的不要」。
這不是個別小私營企業的個體行為，據媒體披露，還包括眾多大公司，迪士尼、富士康、大金等。為了能夠確認招工中不會被這些進過方艙和陽過的人「矇混過關」，他們會查驗應聘者的核酸記錄，直至上溯兩個月。
一個人的病史，是屬於個人隱私的範疇。新冠病史，同樣也是屬於隱私部分，假如我們允許一個公司查驗個人的核酸檢測史，其實是等同於允許一個公司在招聘的時候，查驗個人病史。
我們許多年奮鬥得來的反歧視成果，竟然在一場世界性的傳染病中，被消滅殆盡。
在奧斯卡影史上，有一部著名的電影《費城故事》，講的是湯姆·漢克斯扮演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狀告它的僱主律師行。這部電影，直接推動了美國僱工市場的愛滋病歧視政策。從那個時候開始，愛滋病病史成為了美國僱工市場中的一個敏感地帶，沒有人敢於歧視愛滋病病毒攜帶者。
在方艙中工作的，不僅有醫護人士，還有大量的志願者，與普通的僱工。這些工作，本身就是暴露在病毒危險之下的高危感染者，他們是勇敢者，是孤勇者，是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社會的勇敢的力量，而他們，竟然成為了被歧視者。
萬無一失，這個極化的心理狀態，使許多事都被扭曲。
對僱工市場的歧視，上海交通大學陸銘老師，聯合了交大的另外兩位老師鄭子楊、李瑞峰，以及和勤律師事務所的吳剛律師，共同提出了《關於減少勞動力市場上新冠康復者歧視的建議》，在建議書中，他直接提到，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勞動法》、《就業促進法》等多部法律的。
自上海停止全域靜默之後，新冠疫情的嚴厲管控措施開始逐漸放鬆，包括取消星號的政策，本來已經給過度上弦的政策鬆了一點綁。而在過去三年裡，因為新冠疫情，中國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各級政府為了新冠的「萬無一失」，不乏層層加碼之舉，因為在行政系統中，背後往往是硬邦邦的一票否決制。
有了無錫這樣的官樣歧視，就會刺激迪士尼、富士康和大金這樣的私營歧視。官方如果對於出現疫情風險的地方一封了之，那麼私營企業就更加不敢冒此風險，乾脆一拒了之。因此，把私營企業的恐懼拿出來大加撻伐，更要上溯到行政層面上的層層加碼。
在對疫情的極端恐懼與萬無一失的心態下，公民的權利在許多情況下其實遭到了侵犯，蓋章侵犯的是公民的尊嚴，招工歧視政策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勞動權、公平權，而一律強制性的疫苗政策則侵犯了公民的選擇權。
北宋時期，名將狄青已經官至樞密使，也就是副宰相。他年輕時作為配軍，曾經在臉上刺字。宋仁宗不忍，勸他削去刺字。他回覆說，要留得刺字，好讓軍中男兒，知曉如他這樣的囚徒，也能夠榮登廟堂，為國效力。但這是狄青的個人選擇。
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作為一個公民，應當有尊嚴、有選擇。在全民抗疫的那些層層加碼的政策之下，有人失去了自由移動的權利，有人失去了自主經營的權利，有人則因為曾經罹患新冠而失去了工作的權利。被一些地方「萬無一失」的管控，我們又何嘗不是在身上、在手機里、在身份證上、蓋了章的失去自由的人。
縱容這種行為，它就不是對個別人的歧視，而是對我們國家所有公民的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