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一本字典出事了。
事發江西新昌縣（時屬瑞州府，今宜豐縣）。該縣有一個叫王瀧南的，曾因教唆他人打官司被判發配。他從發配地潛逃回家，被該縣舉人王錫侯舉報，面臨著再次發配加重刑期。王瀧南遂對王錫侯心懷怨恨，反告他擅自刪改《康熙字典》，另出一本《字貫》，還在序言中說《康熙字典》有問題，實屬「叛逆」。
估計是想戴罪立功，王瀧南還說他「願與聖祖作抱告」（大清律例，訴訟官司中，原告可委託親屬或家人代理出庭，稱為抱告）。也就是說，王瀧南自告奮勇，要替《康熙字典》的版權擁有人康熙皇帝出庭，跟王錫侯對簿公堂。
乾隆治下，文字案從來都是大案，事涉「聖祖」康熙，新昌知縣更是不敢怠慢，即將案情上報江西巡撫海成。海成會同各司一起查閱《字貫》，發現該書序言在讚揚一番《康熙字典》之後，來了一句轉折語：「然而穿貫之難也」（很難融會貫通），還說《康熙字典》收字太多，使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看到最後還是看了個「茫然」。（《清代文字獄檔》之《王錫侯〈字貫〉案》，《海成奏王錫侯輯刻〈字貫〉狂妄不法折》，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康熙字典》，由康熙皇帝欽點多位學者根據《字彙》和《正字通》兩本字典修訂而成，康熙親自作序，序中自誇它「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可想而知，字典當然就成了最權威的皇寶書，所以海成認為，「聖祖御纂《字典》，集字學之大備，為千古不易之書」，而王錫侯本無學問，《字貫》實屬模仿之作，但他放肆批評《康熙字典》，「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實為狂妄不法」。
一句話概括，就是沒文化還要挑戰「聖祖」權威，實在狂妄。
於是，海成將查抄到的頭版《字貫》一部共四十本「粘簽恭呈御覽」，並「請旨將王錫侯革去舉人以便審擬具奏」。
「狂妄不法」聽起來很嚇人，實際上，它比王瀧南說的「叛逆」輕多了，所以海成只是建議將王錫侯革去功名。至於王瀧南，海成認為，連奴才都不配當的人，居然說要替「聖祖」抱告，也是「慢瀆不敬」，「均難姑容」。
乾隆看了奏摺，一開始也以為「不過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自有應得之罪」，即「批轉大學士、九卿議奏」。可是，就跟上一件案子一樣，乾隆過後再細看《字貫》，發現了更大問題：在該書第一本之序文「凡例」中，「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就是將康熙名玄燁、雍正名胤禛、乾隆名弘曆赫然印上去，令人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從「狂妄不法」到「大逆不法」，二字之差，性質全變。
兩天後，以大學士阿桂為首的六部九卿共四十三位大臣聯名上折，秉承乾隆旨意，將王錫侯定性為「大逆之尤」，即大逆中的大逆，除了請旨將主犯即速解京訊問外，被株連的家屬亦應解押進京受審，所有《字貫》版片及刷印出來的書，一併解京銷毀。
這麼一來，不但王錫侯千刀萬剮逃不了了，江西巡撫海成的命運也急轉直下。乾隆在上諭中罵完王錫侯，將矛頭直指海成：
……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實大錯謬，是何言耶？海成既辦此事，豈有原書竟未寓目，率憑庸陋幕友隨意粘簽不復親自檢閱之理？況此篇乃書前第十頁，開卷即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毫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又安在？國家簡任督撫，厚給廉俸，豈專令其養尊處優，一切委之劣幕，並此等大案亦漫不經意，朝廷又安藉此輩屍體持祿之人乎？海成實屬天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著傳旨嚴行申飭。（《將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嚴審治罪諭》）
排比句排山倒海，如連珠炮發。罵還不夠，兩天後他又下旨對海成嚴加申飭，再次強調，逆書《字貫》中的不法之處顯而易見，之前海成在查辦轄區內逆書時沒有及時發現，等到有人告發才上奏，這說明他之前查辦逆書時「以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更嚴重的是，海成竟說《字貫》並無悖逆之詞，這足以證明他「視大逆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天良澌滅殆盡，著再傳旨嚴行申飭」。
申飭，相當於內部嚴重警告。同時，著令海成仍要按前旨速辦此案，若再懈怠，將受嚴懲。
才過三天，乾隆越想越怒，再下一道《著將海成交部嚴加議處諭》。懲處升級，前途涼涼，小命難保，海成接旨，自然是「戰慄恐懼，汗流浹背，無地自容」？（《海成奏搜查王錫侯家並將人犯押解赴京折》）
但他在極度恐懼中，還得遵旨辦案，先派人押王錫侯上京，又親自帶人再次將王家翻了個底朝天，抄出舊書三百多種，還新發現一些有問題的書和文章，將所有帶字的東西全部封存，又將他兒子等家屬先行收監，再派人「分起」解京。
分起，因為涉及人數較多，單家屬就有二十一人，無法一次性押解。
海成辦完這些，幾天之後，乾隆即下旨，「將伊革職，差人送京」，移交刑部追究刑事責任。在這道上諭中，乾隆再次強調，「海成系滿洲世仆，經朕加恩簡任巡撫，乃於此等大逆之書，恬不為怪，且稱其語無悖逆，實屬昧盡天良，負恩蔑理，莫此為甚」（此諭《清代文字獄檔》漏載，見《清實錄·乾隆朝實錄》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戊辰諭）。
在連續幾道上諭中，乾隆至少重複三遍說海成喪盡天良，可見他對海成多麼痛恨。而從《字貫》的被發現，他又覺得，幾年前啟動《四庫全書》工程，在全國進行拉網式查抄逆書，沒想到還有漏網之魚，足證江西地方官員是多麼不靠譜。為此，再下旨暫署江西巡撫的兩江總督高晉，要他即派員「通行訪查，如有與《字貫》相類悖逆之書，無論舊刻、新編俱查出奏明解京銷毀，如有收藏之家此時即行繳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後經發覺斷難輕宥，即該督撫亦難辭重譴矣」。
總之就是要斬草除根，將所有異端思想清零，哪個官員再敢敷衍，從嚴從重懲處。
王錫侯被押到北京，嚴刑拷打之下招認，他是覺得《康熙字典》內容太多太雜，才刪減、修訂為《字貫》，方便後學。至於書中最悖逆的內容，「將廟諱、御名排寫也是要後學知道的避諱，實是草野無知，後來我自知不是，就是將書內應行避諱之處改換另刻」。只是，「王瀧南將我前刻未改之書呈出，我從前不知道忌諱妄編妄寫，就是我的狂悖實跡，還有什麼辯處」。
到這時候，辯與不辯其實已沒什麼用，所謂的審訊，不過是走過場。至於列名王錫侯書中的序文作者，涉及已故原刑部侍郎錢陳群、已故前大學士史貽直等，王錫侯招認，因為他中舉那一科的主考官是錢陳群，副主考是史貽謨（史貽直之弟），錢、史都是大家，他希望兩人能以恩師的身份給他的書寫序撐門面，但他們都推託了，他只好自己寫，然後署上他們名字。
話雖如此，錢、史兩家的後人還是嚇得不輕。乾隆雖然開恩表示「不加究治」，但還是勒令這兩家自查，家中是否還藏有王的書，有的話「即行繳銷」。
最後，刑部給出的量刑是：主犯凌遲，子孫斬決。乾隆再次玩起了皇恩浩蕩的把戲，主犯王錫侯「從寬」改為斬決；王的三個兒子和四個孫子，也「從寬」改為斬監候，活多幾個月，秋後再處決。被連坐的王錫侯的弟弟、侄子們，「俱著加恩寬免」。
而「喪盡天良」的江西巡撫海成，也被乾隆「從寬」由斬決改為斬監候，秋後再處決。
乾隆還以「失察」的罪名，將兩江總督高晉除一級留任，並將江西布政使（約等於常務副省長）周克開、按察使（省司法一把手）馮廷丞革了職，送刑部治罪（後開恩發往江南，給高晉當副手）。
至於那些同樣有失察問題的府、縣官員，乾隆就覺得沒必要再處理了，因為殺雞儆猴的目的已達到，省級以下小官估計嚇都嚇尿了，乾隆只是告誡他們說，不處理，是我格外開恩，你們要感恩，更要提高警惕，「務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如果再敢敷衍，「必當從重辦理」。（《〈字貫〉案內失察之府縣各員俱不必革職治罪諭》，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三十日）
也許因為海成畢竟是「滿洲世仆」，自家奴才，兩個月後，乾隆認為「海成雖擬重罪。亦不至死……俱著寬免釋放」，被發往新疆烏什，在派駐新疆的參贊大臣屬下當個臨時秘書，以觀後效。半年後，乾隆加封他為頭等侍衛，著令他前往喀喇沙爾（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負責當地事務，一年後又詔令回京，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上據《清實錄·乾隆朝實錄》），一直活到乾隆五十九年。
雖是撿了一條命，可以想像，海成在生命的最後十五年肯定是活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假如人生可以重來，他一定會在給乾隆的第一份奏摺上寫：「王錫侯悖逆不法，令人髮指，非極刑不足以申國法。」
這正是乾隆要的效果：你們當奴才的，就得服從服從再服從，特別是在悖逆案上，警惕性要提高提高再提高，不能讓哪怕是一個有問題的字從你們眼皮底下溜走，不然的話，輕則丟官，重則喪命。
就這樣，一本自編字典，至少導致八個人頭落地，處理了兩江總督、江西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省級要員。
所以，滿清官員在文案上慣於捕風捉影、深文周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那都是因為他們的上面，有一個目光如炬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