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過的人
「陽過的人」，這個詞被用在只有6歲的樂樂身上。
5月的一天，樂樂在小區樓下的花壇玩耍，一個女孩突然出現，拉過樂樂的玩伴，指著樂樂說：「她媽媽得過新冠。」孩子們瞬間愣住了，擠在樂樂身邊，「你媽媽是不是得過新冠呀？」樂樂的笑容頓時消失，她垂下頭，抿著嘴不說話。
遠處的劉薇看見，大步走來拉住了女兒樂樂的手，孩子的手在輕輕地發顫，「樂樂是一個很敏感的小孩，我知道她心裡非常緊張了」。她問那個女孩，是誰告訴她這些。「我姐姐，她是居委會的志願者。」
劉薇一家三口4月12日被轉入方艙，一直到4月21日，他們才終於等到回家的消息，在此之前多次核酸均為陰性。而在劉薇帶樂樂下樓前，她也取得了居委會下發的通行證，這意味著，她們擁有自由活動的權利。
居委會工作人員曾在劉薇一家從方艙返回時在小區門口迎接他們，「你們受苦了，我們給你們留了菜，待會就送上門」。劉薇當時很感動，但她不知道，自己轉身離開後，居委會的居民手冊上，一家三口的名字就被打上了標記，「方艙返回人員」。後來，做核酸檢測登記的志願者看到劉薇帶樂樂下樓，就交待自己的妹妹，「那個小孩和她的媽媽就得過新冠，所以你要戴好口罩」。
「得新冠是因為我沒有戴口罩嗎？我還要被當作反面教材，來被道德審判嗎？」劉薇帶著樂樂一起到居委會，她特意帶著孩子，為的是讓孩子明白，被病毒感染不應該受到歧視。
作為上海一所高校的教授，劉薇第一次和別人爭吵到面紅耳赤，「你們缺少對人的基本尊重！」她後悔自己吵架時情緒一激動，流下了眼淚，心裡充滿對孩子的愧疚。居委會向她不停道歉，「今後的志願者工作一定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站在講台上那麼多年，劉薇第一次發現自己說不清道理，我有什麼好被批判的？我和我的孩子，又為什麼要被區別對待？
21歲的陳楓同樣遭遇了區別對待。7月8日，他在自己工作的仲介門店前排隊做核酸，碰巧站在了一對夫妻的中間，由於實行混檢，他前頭的女人已經是上一管的最後一位，按照要求，像陳楓這樣的陽性感染者，需要單管單檢，他領到了單獨一根管，上面有一個小小的紅色標籤。
很快，身後的男人作為下一批混檢的首位也領到一根管，陳楓手中那根顯得尤為刺眼，男人詢問旁邊的工作人員，「這個人為什麼一人一管？」工作人員告訴他，陳楓進過方艙。
男人迅速朝著妻子的方向叫了一聲，擠眉弄眼，目光不斷瞟向陳楓，「這個人是陽性，你離他遠點」。周邊的人聽到這句話，都不動聲色地悄悄挪了幾步。一股無名火衝上頭頂，陳楓與男人起了衝突，但對方態度強硬，「我要是歧視你，這個核酸我就不做了，是你自己太自卑了」。
兩人鬧到了核酸點附近的警車旁，男人罵罵咧咧，一口一個「冊那」，陳楓氣得漲紅了臉，說不出話，眼淚在眼睛裡打轉。警察調解了兩人，走的時候，男人還回頭用手指了指陳楓，「你看他都要哭了」。
新冠第三年，防控成為一種常態，人們應對得更從容了，但對新冠的隱喻化和污名化，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衍生問題。
劉薇和陳楓的經歷不算最糟糕，有媒體走訪上海松江區多家勞務仲介單位，發現多家機構聲稱陽過的人很難找工作，更有甚者直接表示「陽過的不要」，哪怕這個人是曾經的方艙志願者。
就算找到工作，有人也會因為曾經感染新冠而被開除。一位博主公開在社交平台上稱，自己曾經在烏克蘭讀研期間感染新冠，回國後在某機構擔任俄語老師，用人單位在得知她感染過新冠後，竟然要求她離職。
7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要求，保障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嚴禁在就業上歧視曾經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的康復者。7月21日，上海人大通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做好當前促進就業工作的決定》，不得以曾患傳染性疾病為由拒絕錄用員工。
儘管用人單位不敢公然違反規定，但歧視依然以一種隱秘的形式存在於職場中。
5月，吳靜和丈夫被檢測出新冠陽性。月底從方艙回來後，吳靜發消息給領導，詢問什麼時候可以上班，對方先說等待一周，幾天後再問，又變成了一個多月。最後領導直接挑明，「大家都很害怕，同事們都說了，如果你來上班，他們就集體辭職」。
「天啊，你能理解我當時的心寒嗎？」她在公司已經待了三年，一些同事也處成了要好的朋友，過去公司一直將「團結友愛」掛在嘴邊，現在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她發聲。倒是有一個不怎麼熟的同事每天定時給她發消息，早中晚各一條，「你現在什麼感覺」「你吃藥了嗎」「你今天有發燒嗎」。後來，這位同事請假了一段時間，吳靜又收到了她的一條消息：「我回家了，你這幾天可以來上班了。」
不能去上班的日子，吳靜每個月底薪不到2000元，她算了一下，自己和丈夫的租房吃飯開銷接近5000元，老家房貸6000元，還有孩子的奶粉錢一分不能省。好在丈夫的公司還算開明，並沒有影響工作，起初丈夫說要戴口罩、防護面罩去公司，還被同事們打趣拒絕，「你確診的時候我們都沒感染，你康復了，我們又怎麼會有事？」
但吳靜一直沒有等到公司允許她復工的消息，她曾經打過12345求助，對方卻告訴她，這種情況可能不容易受理，原因在於公司並沒有開除她，依舊給她發最低工資。日子一天天過去，吳靜再也等不下去，她撥通了領導的電話，「我要辭職」，領導甚至都沒挽留她，直接回了一句「好的」。
王芳芳沒有被單位歧視，但工作同樣受到了影響。她在上海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珠寶櫃檯擔任櫃員，6月1日復工後，主管通知她，有過陽性感染史的員工被暫停進入商場工作，「這是商場領導的意思」。
王芳芳接受了這個條件，她以為這只是暫時的安排，但直到現在，王芳芳的上班時間依舊遙遙無期，她被臨時安排在位於街邊的商鋪門店裡。在珠寶銷售行業，存在一個潛規則，借調員工不能與原員工搶單，就這樣，王芳芳從主銷降成了輔銷，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同事負責推薦產品的時候，為客人添茶倒水。
工資也一路下跌，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王芳芳的居家工資只有2000元出頭，現在因為沒有銷售業績，人每天在門店打卡，也只能拿4000元左右的工資，「這個薪水在上海根本活不下去」。她一次一次地撥打12345投訴，客服告訴她，這屬於法律投訴，找到法律援助電話，對方稱這有可能涉及到防疫過度，王芳芳最後將電話打到了防疫辦，這件事又被定性為商場和公司行為，需要她自己與就業單位協調。
王芳芳徹底放棄了投訴，一天後，12345撥回了電話，詢問她問題是否已經被解決，「無話可說」，她對那頭說，果斷摁斷了電話。
「歷史無陽」，這個標籤第一次如此現實地擺在新冠陽性感染者面前。據國家衛健委通報，截至2022年7月20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28180例。這些患者絕大多數都已康復，除去就業以外，「陽性」已經深深嵌入他們的生活，水面看似平靜無波，但隱藏於某個切面的回憶依舊存在，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刺痛。
無辜的感染者
許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
沒有一點徵兆，4月2日，已經在家封控了十多天的劉薇突然開始發燒，一天後，她的抗原出現了兩道槓，「前一天還是陰性，我也沒出過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同樣在上海的陳楓，在確診之前，一家人已經居家了十餘天，除了拿物資、開窗，他們幾乎沒有和外界有過任何接觸。
發燒後，在不到70平方米的家裡，劉薇單獨搬到了一個房間。在同一屋檐下，樂樂見不到媽媽，她寫了幾封信，畫了一位穿裙子、戴口罩的卡通媽媽形象，塞進劉薇的門縫裡：
「媽媽：我愛你，我想問一下，你好嗎？我有一點擔心，如果要你去隔離，會有什麼（後果）？」
「我媽生了病，我很想她快點康復。」
4月4日，劉薇的丈夫也發燒了，樂樂開始止不住地哭，她擔心爸爸媽媽都要被拉走隔離。劉薇曾聽同事說過，樓上鄰居就是被拉走隔離，只留下孩子一人在家。她隔著一堵門，和丈夫發了微信，連用5個感嘆號，「絕對不能和孩子分開！！！！！」
當天晚上，樂樂一夜沒睡好，反覆做噩夢，嘴裡在大叫「放開我」。第二天，樂樂也發燒了，劉薇和丈夫反而鬆了一口氣，至少孩子不會與他們分開。4月12號凌晨，劉薇一家被轉運至方艙，夫妻倆達成了一個默契——不告訴樂樂方艙是個怎樣的地方。「我無法想像孩子知道自己要與社會隔離後，會遭受怎樣的打擊。」
收拾東西的時候，樂樂穿著校服，馬上是考試周，她帶上了全部課本。樂樂一直沉默，直到快出發了，她突然帶著哭腔，拽著劉薇的衣角，「媽媽，我害怕」。一家人走到樓下，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們，大喊：「我來拉陽人！」
劉薇趕緊捂住樂樂的耳朵，蹲下來告訴她：「你是人，不是陽人。」
由於傳染病具有極強的傳播性，其病理所昭示的社會屬性，往往被人們加以聯想，進而對患者污名化。
新冠病毒傳染性強，意味著人人都有可能在公共空間被傳染，一旦被傳染，有些人會被認定為「不戴口罩」「亂跑」「愛玩」。2020年初，在江蘇淮安，三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曾經被確診為新冠陽性，一時網際網路上到處散播著關於她們的謠言，「出軌」「去武漢會了情人」。經歷網暴後，三人都曾在醫院說過「死了算了」，事情平息後，她們有人選擇換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今年3月以後全國爆發的多輪疫情中，由於感染者數量大幅增多，網絡上對感染者的稱呼也發生了變化，一些人開始把新冠陽性感染者戲謔地稱呼為「小陽人」「羊」，甚至以性別、年齡區分為「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更有人將轉運集中隔離人員的行為形容為「抓羊」。
對於許多新冠患者而言，是在不明原因、自身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對他們的玩笑、譴責與標籤化，實際上是一種疊加在身體痛苦上的二次傷害。
迄今為止，吳靜都不知道自己和丈夫的感染源頭在哪兒，甚至兩人的流調報告也沒有得出個所以然，但夫妻倆的生活已經被「陽性」攪動得天翻地覆。吳靜不敢告訴老家的父母和朋友，她的老家至今沒有一例陽性，父母年邁，對新冠的認知一片空白，覺得這是會要了命的絕症。但她更害怕的是，如果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到時親戚朋友該如何看待她，自己能否回家都會成為一個問題。
在陳楓後來的回憶里，反倒是在方艙里的日子有一種平靜的快樂。他和父母一起在方艙隔離，這裡人多，吵得慌，但也熱鬧，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一樣，沒有人會另眼看你」。父母喜歡嘮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經常不見蹤影，有一回，他聽見父親和一位保全聊天，才得知對方來方艙應聘短期保全，之前是健康的，後來感染了新冠，乾脆就一直在方艙工作下去。每個晚上，護士們會組織大家一起跳舞，音響放在地上，放著陳楓這種年輕人無法理解的廣場舞曲，他乾脆不參與，就呆看著，權當消遣。
劉薇一家先被安置在隔離點，這個隔離點此前是一個未交付的辦公大樓，一共14層，僅劉薇所在的樓層就容納了兩百多個單人床位，彼此間隔一米，沒有能通風的窗戶。這裡的夜晚燈火通明，呼嚕聲、吐痰聲、聊天聲此起彼伏，樂樂睡不著，劉薇就用英文和她解釋方艙的含義，她特意避開了「集中隔離」這個詞，而是用cabin mobile hospital來解釋。樂樂突然抬頭對她說，「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假家了」。
劉薇所在的隔離點廁所還算乾淨，但依然無法洗澡。她用盆接了熱水給樂樂擦身。孩子很興奮地說：「就像泡溫泉一樣！」平時，樂樂也常常和隔離點的孩子一起玩，「今天認識了哪個小朋友，她都會介紹給我」。學校的線上班會，有時需要開攝影頭，劉薇和丈夫幫樂樂設置了一個虛擬背景。他們暫時沒有把確診的消息告訴老師和家長，「不能讓孩子受到無謂的指點」。
「芭比Q了」「開心的鑼鼓敲除年年的喜慶」，在短視頻外放的音樂聲中，樂樂度過了自己的線上期中練習周，結果很好，「娃特別開心」。每天早上8點，樂樂準時上網課，她坐在行軍床的一角，桌子是一把棕色的塑料凳，上面架著平板電腦，課本和雙手就搭在另一把藍色塑料凳上，在這樣的環境裡，樂樂在7天的時間裡看了42本書。
4月18日，樂樂第一次哭了，她看到有人隔離期滿回家，當時一家人的核酸和抗原都已經轉陰，卻遲遲沒等到回家的消息。她不理解，「為什麼還不讓我們回家？」
漫長的影響
4月24日，樂樂回家了，劉薇卻發現一家人的生活已經發生了變化。
回到家當晚，樂樂就做了噩夢，她突然驚醒，抱著劉薇說：「媽媽，上海著火了。」同樣的噩夢之後持續了三四天，樂樂的夢從「上海著火」變成了「家裡著火」，劉薇和丈夫把樂樂抱到了中間，一次一次輪流哄著她，看著她睡去。
劉薇心裡著急，也在打聽去看兒童心理醫生。她盼著早點回到郊區的家，換了環境也許能改善孩子的心理狀態。
因為隔離，陳楓錯過了自己在江蘇的專升本考試，從方艙回來後，他得居家隔離7天，到了考試地點還得再隔離14天，「我趕不上了，只能棄考」。事實上，像陳楓這樣因為新冠陽性被影響的考生大有人在，更有人險些被取消考試資格，改變的可能是一生的命運。
被他人異樣看待後，陳楓開始打心裡排斥做核酸，尤其是公司附近的核酸點。實在躲不過，就挑最熱最曬的時間去，那會人最少。在上海，新冠陽性感染者在3個月內，只能向工作人員出示綠色的隨申碼做核酸，而普通人一般情況下使用的黑色核酸碼，在陳楓這里根本無效。這也意味著，曾經感染過的陽性患者不可能隱瞞自己的陽性史，在每次做核酸前，陳楓都需要主動向檢測人員報備，等待正在進行的混檢過去後，才能加入隊伍。
這對於陳楓而言，是一種相當「顯眼」的行為。站在一旁等待他人混檢過去，再拿起屬於自己的單管，他特別怕被別人關注到，經常用手緊緊捂住那個紅色的小標籤，再用一種小心翼翼的姿勢遞給檢測人員。
「人心隔肚皮，你無法判斷別人的態度。」別人的眼光還好，陳楓擔心的是公司同事將會如何看待他，公司又是否會將他開除、停職。他開始變得神經質，一聽到同事們談論「陽性」就全身緊張，有一回，一位同事找他閒聊，陳楓一時聽岔了，以為對方在問自己是否得過新冠，他蹭地一下站起來，直接打斷同事，大聲說「我沒有」，留下一臉茫然的對方。
疫情所營造的不確定性，正在消弭著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這段時間，社區通知吳靜，接下來的半年都需要居家核酸，這也意味著吳靜每次做核酸前都需要電話通知社區預約。工作人員上門做核酸時，總是吳靜最焦慮的時間段。穿著防護服的大白站在家門口，來往的鄰居難免上下打量，前段時間，已經有鄰居問吳靜，「怎麼你們家總是有人上門做核酸？」
陳楓也已經惶恐了好多時日，有一件事他始終不敢向同事確認，他和中年男人吵架的當天，一位同事曾經目睹了片刻，陳楓不清楚對方聽到了多少，「方艙」「陽性」這些詞，對方又是否聽了進去。他還記得，當天回到門店後，店長曾經試探性問他，怎麼做核酸去了那麼久，後來見陳楓不想說，只能作罷。
他內心有一個隱隱的想法，大家會不會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只是選擇默默保護他。那天晚上，店長邀請包括陳楓在內的所有人一起聚餐，一切如常。當天警察看他如此窘迫，也拍拍了他的肩頭說：「我不是就站在你旁邊嗎？你看，我就不怕你。」但陳楓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向他人吐露自己曾經是陽性，「遇到好人是好事，只要遇到一個有惡意的，我可能承受不了了」。
對於這些新冠陽性康復的人來說，隱私保護成了重中之重，一個不注意，就有被泄露的風險。吳靜還記得，之前她在的一個確診病人群里，有一位群友因為隱私被公司同事曝光，自己的姓名、身份證號、家庭住址、老家地址、電話號碼全部被公布在網絡上，成百上千個電話湧進他的手機，有好事者竟然將電話打到了他的長輩那裡，導致家中老人直接被氣得生了一場大病。吳靜發現，從那以後，他的頭像換了，變成了一片黑色，其他什麼也沒有。
現在吳靜同樣擔心自己的隱私問題，她正在尋找新工作，面試了幾場，好在暫時沒有人向她打聽過新冠感染史，只不過她依舊要小心再小心，當務之急，還得想個好藉口解釋自己為什麼得一直居家做核酸。
劉薇也正在為樂樂的開學發愁。一位從方艙出來的家長告訴她，自己的孩子三年級，在上網課的時候，老師提及了方艙的概念，「是一個陽性病人集中隔離的地方」，她無法想像，如果樂樂聽到類似的話，又會如何作想。最近樂樂的學校開始統計學生的新冠疫苗接種情況，因為曾經陽性，劉薇並沒有打算讓樂樂接種新冠疫苗。劉薇曾設想，如果老師詢問孩子為何沒打新冠疫苗，孩子該如何回答。
「怎麼做到既不欺騙孩子，又能實現自我保護，這點真的很難。」這兩天，樂樂去看牙科，醫院需要填寫新冠病史的資料，劉薇只填了自己曾在兩個月前確診，樂樂的那一欄她特意空著，畢竟她不敢保證，如果被對方知道，自己的孩子又將被如何稱呼和對待。
只有孩子不會擔心那麼多，和居委會吵架的那天，劉薇在家憤憤地自言自語，一度想在居委會門口的告示板寫上「每個人都應被尊重」。女兒走到她的面前，抓著她的手說：「媽媽不要跟別人吵架，給別人留點面子吧。」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