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的報告猶如當頭棒喝，直指香港人權狀況劣跡斑斑，並要求撤銷《港區國安法》及煽動法，更且一語道破問題的關鍵，在於法律欠缺保障、權力嚴重失衡，加上執法觀念偏狹，令香港人權狀況近年來迅速惡化。
所謂法律保障，包括憲政基礎和法律條文。前者奠定社會運作的根本原則，不得逾越，後者則貫徹落實前者，以提供具體的人權保證。香港兩者皆備，既有《基本法》第三章定明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其中第三十九條更把兩條國際人權公約列入，同時，人權公約的條文亦通過本地立法（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得到保證。
不過，人權委員會擔心香港即使兩者俱備，也不能確保香港可以遵守人權公約的規定，因為北京單方面可改變香港的運作規則，但北京並不是人權公約的簽約國，無須遵守公約，因此成為香港人權狀況的不測因素。這點批評，過去早已有之，委員會曾指北京通過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改變香港的遊戲規則，有礙履行公約的人權承諾（如普選），而如今又有人大常委會直接制訂的《港區國安法》，成為從天而降的超級大法，凌駕公約的人權保障。
特區當局以長文反駁人權委員會，論點亦坦白得可以。一是直言不諱，表明中央為保護國家安全，有權有責在港推行《國安法》。換言之，中央可以凌駕修改《基本法》的程序規限，不用諮詢受影響的香港人，短期內製訂凌駕《基本法》憲政規則的超級法律，但這正正是人權委員會的擔心所在。
二是表明中央制訂《國安法》時，已全面考慮人權公約，而那就更令人大惑不解，因為考慮過後，人權委員會發現《國安法》有六大問題，包括：「國家安全」觀念廣闊、無法保證轉交中央審訊及懲處的案件符合公約要求、國安疑犯不能對中央在港執法措施提出挑戰、行政長官擁有過量權力以至其他措施都有礙司法公平、警方國安處有龐大的調查權力而欠缺司法監察、《國安法》域外效力的原因欠清晰等等。若說深思熟慮後才制訂《國安法》，那豈非說，有何牴觸公約之處，都是明知故犯？
委員會指出的問題，大都是不爭的事實。試看，警方國安處三管齊下，包括查封報社、拘捕高層及凍結戶口，即可將《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迅速瓦解，至今正式審訊仍未開始，更不要說被定罪。如此調查權力夠不夠大？司法機關如何把關？《蘋果》高層被指「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原來當局毋須證明報社與「外國勢力」有合作關係，只因發表呼籲外國制裁的文章，即可立案起訴。這樣的入罪觀念夠不夠闊？再看立法會初選四十七人案，大約四分三被告不得保釋，至今未審先囚已經十七個月。遲來的公義等同公義被剝奪，不是大家對法治的共識嗎？
國安機構被指權力過大，蓋過人權，特區當局沒有什麼反駁，但會堅持國安罪行定義清晰，並不含糊。不錯，當局的控罪如上述「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具體指控，內容清晰。問題是，當發表文章呼籲外國制裁，但並無與外國組織有何關係，也可被檢控的話，那麼政治紅線便難說清楚了。
例如研究著作被外國組織引用來批評中國大陸，又是否等同勾結外國勢力？相信沒有官員可以預先講明，甚至人權委員會曾詢問特區官員，究竟香港非政府組織接觸他們，又會否被控勾結外國勢力罪，也不得要領。官方答案是正常活動不會有事，只能用「正常」來解釋「合法」一詞，但什麼是不正常活動而可能被控告，看來除了說是那些「非法」活動，其他便說不定了，親身示範何謂界線模糊。
其實《基本法》第三章加入兩條國際人權公約，用意是遵守以普世價值為標準的人權規範，向國際社會保證「一國兩制」下香港50年不變。但眼下香港若如人權委員會報告所言，《國安法》凌駕公約所保護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代表威權統治來臨，香港社會變質，國權壓倒人權。奇怪是，特區當局既然由立法會到街頭都容不下異見和異己，又何必自討苦吃，向人權委員會爭取貞節牌坊，最後卻只留下罵名收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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