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苦難日，顯露罪惡深淵，也展現救贖方向。今日香港時局艱難，支聯會遭瓦解，維園燭光給撲滅，不過六四悼念苦難，不論什麼形式，心念始終如一：六四來臨，行兇者必須懺悔！

一個特首隻須開口「國家安全」，埋口「香港利益」，但可以不著邊際丶不講程序丶不理民意丶不顧實際丶不用問責，而一切政策卻可堅持錯誤到底，正是目中無人因此施政如入無人之境的新香港。

當局即使相信尊子漫畫的信息「失實、偏頗、污衊、誤導」，但牴觸了哪條法律？《國安法》生效差不多三年，若說違反了，根據何在？若有根據，過去三年，尊子天天在畫政治漫畫，何以不見執法，是誰人的錯漏？若說牴觸煽動法，那就更離譜了，因為該法從來有效，二十六年來，任由尊子不斷「煽動」市民，除了保全局長和特首難辭其咎，中央領導小組及相關部門看來也責無旁貸。

破壞民意代表機構，官方不覺得難看，便再沒有難看的問題。非常清楚，當解釋政策不是要去說服反對的巿民，那堆說不通的道理是讓你看到，這裡就是不講民主，甚至不用講理，而是只講立場-「愛國愛黨」。只要「愛國人士」鼓掌歡呼便可以，其他人明白便明白，不明白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得反抗，因為不要說示威抗議，香港傳媒對政府稍有微言亦務必溫溫吞吞，避免捲入官非。

從民主成分看，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經一步退至舊時，甚至是回到區議會出現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導地方政務諮詢的殖民年代。眼下當局的布局，是以三類地方組織為基石，即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前兩者都是70年代以來，殖民政權遺留下來的委任組織。特區政府即使不避忌諱，也該看到，由這些委任成員互選產生四成區議會議席，並由他們提名才能參加直選，由此產生的區議員與民主無關，只能是執政者權力的延伸，而執政者的認受性有多少，區議會就有多少。

當立法會「完善」後變成政治光譜清一色，全力支持特區施政，是當局期待多年的工作良伴，「完善」了的區議會，難道可以出現更多更敢言的批評聲音，把立法會比下去嗎？整個檢討過程，從不公開諮詢民意，更不要說什麼公開聆訊、民意調查及匯集丶白皮書、綠皮書等等程序，便足見當局如何尊重市民，如何重視民主在區議會以至地方行政的角色了。

有常識的都知道，獨立自主的新聞機構不是黨媒，有其獨特的社會使命，不從屬於受訪者或政黨，受訪者、從政者或評論人的觀點當然不代表傳媒，正如法院有其有獨立的司法功能，不從屬於作供人，因此《立場》總編輯鍾沛權在法庭作供，供詞內容也不等於法庭需要認同。

動用大約六千億公帑、填海造地一千公頃的「明日大嶼」計劃完成公眾諮詢，不過特區當局的諮詢表現慘不忍睹，看來新香港新人士新作風之下，常識已成歷史，過往廣邀公眾參與的諮詢工作，變成處處設防的操作。當局今次諮詢民意的做法，給十一個民間團體評為「三無諮詢」，即一無主動公布諮詢何時開始及以何...

在「後蘇聯空間」（蘇聯解體前的領土範圍），本屬於俄羅斯主導的舒適區，但不少國家都開始離心離德，更有些要求加入歐盟（如喬治亞），因為大家都害怕命運與烏克蘭相同。他們沒有制裁俄羅斯，但為表示中立，不容許領土被用來規避制裁。在聯合國大會譴責俄羅斯的議案中，他們表明不承認烏克蘭的「入俄公投」，普京本想以侵略來復辟帝國夢，卻引起鄰近國家的更大警惕，日後只會對俄羅斯敬而遠之。

今次香港事務機構改組也顯示中央對特區政府欠缺信心。改組的目的，據稱除了落實一國兩制、掌握全面管治權、方便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等等，還包括保障民生福祉。換言之，中央不相信沒有他們的指揮，特區政府可憑一己之力，保障民生福祉。但事實也確是如此，報載簡約公屋如無中聯辦居中「箍票」（拉票），立法會能否通過撥款要求也是疑問。

裁判官看來也不滿意毫無標準可言，隨即補充，警方即使不能確證，也需要符合一定的舉證門檻，而他認為門檻不用達到「合理懷疑」的地步，只求「合理相信」調查目標是「外國代理人」，便符合《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授權要求。不過，「合理懷疑」和「合理相信」兩者有何具體區別，則未有釐清。

相較十七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以行政命令授權執法人員，在認為涉及公眾利益的時候進行截聽，結果被高等法院裁定違法，今次羅官的裁決再次確認現在是新香港年代，正逐步與國際人權規範脫軌。特區權貴當然不滿國際人權組織的嚴厲批評，抹去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光彩，但說到底，獨裁與人權並存，比魚與熊掌兼得更難，權力都在長官手上，還貪求什麼貞節牌坊呢？

烏克蘭戰爭初起之時，推高能源、食物價格，導致全球經濟混亂，增加生活成本，有礙社會發展及滅貧等等，但戰事持續一年後，歐洲天然氣價格比高峰期回落85%，小麥價格亦跟開戰前差不多，看來大家已找到穩定物價的方法，停戰的經濟論據不能成立。更基本的是，發展經濟先要免受侵略的威脅，前提是保障國家的獨立自主，但停戰並不足夠，投降也不是辦法，更需要想方設法，事先制止戰爭，事後則須認真追究侵略者，並讓他付出沉重代價，才可保障長治久安，發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