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內自媒體冰川思享號文章：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選擇，承擔選擇的後果。面對的是怎樣的問題，選擇怎樣的改進才是重要的，預期和信心其實改變不了什麼，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前言
先說一下本文寫作的緣起。
最近一位朋友轉來了九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財政緊張是常態》，梳理了中國地方財政的變遷。
最後的結論是，「財政緊張是常態，經濟發展這事在全世界都是少數地方的事，其他地區跟著喝湯就行了。就好像一輛車，只有一個發動機是提供動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再過一些年，我們估計也跟已開發國家似的，大城市負責經濟發展，小地方負責歲月靜好，都挺好」。
另一篇是《發生了那麼多事，如何對未來有信心？》，是回答一位青年讀者的提問。
作者總結到：「每次出現重大問題，不再是你悲觀的理由，而是一個全社會改進的機會，只要解決了，讓群眾滿意了，社會每次都能進步那麼一點點，這個社會才有希望。事實上所有社會進步都是這樣不斷地對問題的修正走過來的，我們只要不迴避問題，勇於解決問題，這就是最大的進步，又有什麼沒信心的呢？」
我和九邊素未謀面，是朋友的朋友。此前也拜讀過他的文章，有直面問題的勇氣，也有認真思考分析問題的思辨能力。這在當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是，總覺得有點「擰巴」——九邊確實看到了問題，也認真分析了，但是我對他的結論觀點總是有些不能贊同之處。
這次也是一樣。之所以把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商榷，是因為兩篇之間是有很高的關聯度的，或許九邊沒有意識到吧。當然，這是我單方面的想法，解讀如有不準確之處，也請九邊海涵。
01
從校園走向社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每一代年輕人都要面對選擇，同樣的選擇題，卻是不同的心境。
我是七零後，上海人，父母都是國企職工，很普通的家庭。臨近高中畢業就面對選擇。進什麼樣的大學、選什麼樣的專業。想法很簡單，讀大學就是為了一份體面工作，說得過去的收入，最高目標是畢業後能儘快解決居住問題。三代擠在一室戶的生活太辛苦了，睡閣樓翻身都挺困難。
▲老上海南京路復古照片
這倒也談不上「貧窮限制了想像力」，因為大家都挺窮的，本來也沒什麼想像力。同學之中，只有軍隊大院的居住條件還不錯，但是經濟條件也不富裕，家電還沒有我家添置的早。其他幹部家庭、高知家庭也沒好多少，兩室戶就算是好的了。現在年輕墮胎行「懷舊」，懷念免費分房的「美好往昔」。分房確實是免費的，但也要有房可分。
1985年建設部把住房困難戶的標準統一定為人均居住面積4平方米。按此標準，上海的住房困難戶、無房戶達46.94萬戶，占總戶數的四分之一。全國最差，沒有之一。被計劃的「共同貧窮」，還能有什麼奢望呢？本來也沒有什麼高預期，不過是生活寬裕一點的正常預期罷了。
這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中國最大的經濟城市，而這一切都是「計劃」的結果。
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15.4%，但是地方財政支出只占1.65%。相當於上海每收入一塊錢，八角多要上繳中央。
與此同時，上海的基礎建設投資低得驚人。上海的基建投資僅占上繳國家財政金額的7.38%。上海向全國所提供的積累相當於全市固定資產淨值的25倍，幾乎是一年上繳一個上海。
這種大比例上繳、低比例留存、基礎建設投資極低的輸出型財政模式，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承包製的財政改革緩解了上海的財政壓力，上海已經難以為繼。基建設施水平停留在1920年的上海，能指望她小馬拉大車走多遠？
九邊在《財政緊張是常態》一文中，對計劃經濟的評價是「這種財政方式，好處就是沒有資不抵債的風險，缺點是過於僵化」。顯然是隔靴搔癢了。
所謂「沒有資不抵債的風險」，出自財經評論人之口，是有失專業水準的。「資不抵債風險」是市場經濟進行經濟核算的結果，但是不進行經濟核算，風險不會因此消失，只會越積累越多。沒有市場經濟的經濟核算發出風險警示，低效的資源配置只會讓經濟的欠債越來越多。
上海的基建欠帳就是如此，我們這代人的住房欠帳也是如此。沒有用貨幣算帳單的痛苦，貧窮的痛苦記憶也會記帳。
▲上海浦西，正在施工中的大樓
因此，經歷過政府統管經濟的時代，時至今日，我依然不相信擴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管制，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藥方。這些年財經評論的標題動不動就是「國家隊出手了」，讓我很不習慣。因為當年提到「國家隊」，幾乎專指男足，不管是出腳還是出手，都沒什麼可指望的。
九邊認為「再過一些年，我們估計也跟已開發國家似的，大城市負責經濟發展，小地方負責歲月靜好，都挺好」。我無法樂觀。改革前就是這樣的，我們並沒有發達起來。
現在也沒看出和「已開發國家一樣」，2020年中國僅有八省市是淨上繳中央稅收，上繳財稅占比高達八成。財政部公布的《2020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預算表》，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總額為8.39萬億元，而中央本級支出為3.5萬億元，轉移支付是本級支出的兩倍多。沒有哪個已開發國家的財政結構是這樣的。
當年的改革就是在相似的財政背景下啟動的。講白了，財政管不了也養不起，不得不給社會經濟活動鬆綁。這些應該還是很多人的真實記憶，而不是那些以「懷舊」為名的譫妄。
02
九邊在《財政緊張是常態》中有一處事實是值得商榷的，他把大基建的時間點提前到了1995年分稅制改革，這並不符合事實。
中國基建提速始於1998年前後，1998-2002五年合計發行特別國債6600億元，啟動了基建提速的第一個高潮。2000年中央財政收入也不過7000億元，分稅制的中央財政增收部分，對提升基建的直接作用很有限。
不管錢從哪兒來，基礎設施建設如果不能充分發揮效益，都是經濟的大窟窿。1998-2002年這輪基建，如果沒有與之同步的加大對外開放，也很難成功。
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2年出口總額為3255億美元，2005年為7620億。2007年一舉突破10000億大關，達到了12180億。
出口的高增長讓港口運轉起來、讓高速公路跑起來，發揮了基建的作用。經濟繁榮創造了大量的財政收入，2005年中央財政收入為1.65萬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占比和2000年基本持平。
歸根結底，財政不是靠「分」出來的，而是靠經濟增長出來的。
加入WTO後的十年，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黃金十年。我和很多同齡人一樣，買房成家。錯過了最後一次福利分房，也就不算多大遺憾了。和所有的打工人一樣，錢是辛苦賺來的，我不覺得需要感謝哪個政府部門。難道我應該感謝他們沒有禁止我賺錢吧？預期依然不高，繼續這樣的生活就好。
時至今日，我依然是這樣的心態。我能理解這代年輕人的焦慮，他們面對了更多的經濟不確定性。
有一個親戚家小孩，前兩年大學畢業，學教育專業的，進了一家教培機構。不幸的是，他進的不是新東方，連轉行直播的機會都沒有了。只好回家備考，考研、考公二選一。考研成功，多半將來還得考公。
「壞行業」摧枯拉朽般地消失，進體製成了為數不多的好選擇。不知道九邊怎麼評價這個預期，算是有信心還是沒信心呢？
改革的起點是體制收縮，人從體制走出去。如今人回流了，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財政問題。九邊在《財政緊張是常態》中舉了個例子，「比如閬中，一個人口不斷外流，只剩下62萬人的小城市，在體制內食堂吃飯的人竟然有10萬人，匪夷所思，今後就想辦法少花點錢唄。」
九邊看到了地方財政負擔的問題，「少花點錢」確實太輕巧了。錢是說少花就能少花的嗎？
03
財政緊張確實是常態，但是從來只有多花錢，沒有少花錢。怎麼管住不要亂花錢的問題，從來都沒解決過。
中國經濟高增長期的特點是政府財政增速超過GDP增速，GDP增速超過了人均收入增速。這幾年分配問題成為熱點，可是政府財政和社會之間的分配問題卻是「房間裡的大象」。
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4.56萬億元，同年胡潤財富排行榜上2918位企業家的總財富是34萬億。他們一輩子積累的財富，不夠財政花兩年。平攤到14億人頭上，2萬塊錢掛零。
而這還只是公共預算支出，我們的財政還有大量隱形支出，比如最近那位最近很火的周公子。他所在的江西省國有資本營運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資產2064.86億元，總負債1557.74億元，營收1783.66億元，資產負債率75.44%，是典型的高負債、高槓桿企業。
其實，一直到2021年前，中國的國企負債率一直比民企高10個點左右，但是去槓桿的板子主要是打在了民企和居民頭上。多半還是因為國企「沒有資不抵債的風險」。
國企高槓桿的背後是政府財政的信用背書，一旦爆雷，就要政府財政去填坑。至於哪級政府去填，就另說了。哪級政府去填坑，和周公子風光霽月的日子都沒有多大關係。最壞的結果，找個叔叔伯伯，換家國企去做就是了。
▲周公子的其中一條朋友圈（圖/網絡）
江西國控這樣的企業，這二十年來長出了一大堆。集中在金融、資源產業和房地產，而這些都是政府高度管制的產業領域。河南那堆雷，南京那堆雷，背後都有他們的存在。
這類財政埋單的國有資本「沒有資不抵債的風險」，周公子們也就沒有飯碗的風險。焦慮的B站青年知道這些嗎？他們不知道，他們信的司馬南不告訴他們。
司馬南說中石油一家納稅額等於500家民營企業總和，得出結論是中石油賺的錢都交給國家了，同時質問民營企業除了納稅之外的錢都去哪了。
質問得擲地有聲，非常解氣，贏得了B站青年的熱烈掌聲。
那麼，真實情況如何？司馬南用的是2013年的數據。他沒有告訴B站青年，2013年民營企業500強的淨利潤是4774億，納稅4744億，這一納稅比例對得起財政。
司馬南也沒有告訴B站青年，中國的油價含了代征燃油消費稅，徵收對象是居民，而不是企業。這部分被計入了中石油上繳稅收的口徑，這樣數據會好看一點。
司馬南還沒有告訴B站青年，他為什麼在2021年還在用2013年的數據。最新的數據是有的，2020年的官方數據能夠更清楚地顯示出了國企、民企的稅收貢獻。
財政部2021年1月28日發布的《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報告，全國稅收收入為15.43萬億元。
國資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中顯示，國有企業應交稅費為4.61萬億元，約占全部稅收的29.9%。
圖/網絡
一眼就能看明白，2020年民企的稅收貢獻超過七成。
總而言之，民企上繳七成稅收，用來養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八省市上繳了財政八成的稅收，用來養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一直緊張的財政，用來養活了周公子和他的大伯。
「少花點錢」，周公子和大伯們同意嗎？他們要是不同意，這錢怎麼少花呢？錢不少花，很多壞行業又不許掙錢了……
04
我想，今天要和B站青年談預期，先要把這些都講清楚吧。
他們最痛恨的民營資本提供了七成財稅，還有八成的就業崗位。他們最恨的買辦之城、腐化之地，是財政的主要來源。他們期待政府統統管起來，錢是要這些他們厭惡痛恨的對象出的。司馬南向他們指出了國企的光明，卻沒有給出進國企的通天大道。
溫鐵軍要他們回農村，靠政府財政補貼農業從事最最最高尚的農業，可是補貼的錢怎麼來？只要不算帳，B站青年想要的答案要多少有多少。他們此前的預期也好，信心也罷，就是這麼回事。但是，帳可以不算，但是帳單總得付的。帳單寄到門口時，他們終於要面對現實了。
至於大伯們，倒是很樂意多一點「責任」，每多一份「責任」就要配套一點經費、一些權力，更多的周公子有了鐵飯碗。何樂而不為呢？
既然B站青年準備擁抱一切管起來的理想時代，那他們的預期確實要調低一點。他們仇視的一切都很容易消失，但是埋單的也就消失了。所以，他們想要的是得不到的，至少對他們絕大部分人而言，是這樣的。
周公子是靠投胎的，他們來不及了。B站青年的預期天花板大概只能是做成大伯了。只要有幸擠進體制的窄縫，又有幸在眾多周公子的競爭優勢中脫穎而出，就多了一個大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天花板很高。
至於地板，就是另一個網紅的二舅。體制包攬一切時，也就意味著體制之外自生自滅的境遇。
至於九邊說：
「每次出現重大問題，不再是你悲觀的理由，而是一個全社會改進的機會，只要解決了，讓群眾滿意了，社會每次都能進步那麼一點點，這個社會才有希望。事實上所有社會進步都是這樣不斷地對問題的修正走過來的，我們只要不迴避問題，勇於解決問題，這就是最大的進步，又有什麼沒信心的呢？」
和「少花點錢」一樣，話是不錯，卻太輕巧。當年的「李剛是我爹」，今天的「感謝大伯」。當年是小馬拉大車，現在也是。全面改進、群眾滿意，當年不也是嗎？陽光底下沒新事，正所謂「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每一代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選擇，承擔選擇的後果。現實的選擇不是標準化考試的選擇題，正確答案並不總是A、B、C、D裏白紙黑字現成寫著的。面對的是怎樣的問題，選擇怎樣的改進才是重要的，預期和信心其實改變不了什麼，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當然，九邊的樂觀和信心，我是能理解。只能談信心和預期的目下，不是優秀的情感博主都不是合格的財經博主。至少九邊做到了直面問題、認真分析問題，但是靠樂觀情緒的信心就能解決問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