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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崇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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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二十三日,一男一女的屍體停在紫禁東華門側,凌冽寒風中,幾個太監忙碌著為死者裝殮。

紫禁城東門竟成了停屍地,讓人驚奇。有人發現太監給男屍只穿了雙空靴子。

太監回答說:「鳳不裹頭,龍不裹腳。」

這對被稱為「龍鳳」的死者正是紫禁城的前主人--崇禎皇帝和皇后周氏。

這是一個被時人認為「天崩地坼」的時代。四天前,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

他奔向皇宮,想見一見老對手,只發現被砍倒在地的袁妃和15歲的長公主。李自成感嘆崇禎對妻女太殘忍,命將二人送回宮調養。

他對崇禎並無惡感,甚至還有點同情。當有投降的明朝大臣為討好新主而罵崇禎時,李自成還痛斥這些大臣辜負崇禎信任。

但是,崇禎下落不明始終是個心病,李自成「乃懸令募獻者封萬戶侯,賞金萬鎰,首告賞金千兩」。

兩天後,終於在萬壽山發現自縊身亡的崇禎及太監王承恩。

也許是出於收買人心,體現天命所歸的氣度,李自成決定以帝王之禮安葬崇禎夫婦。

令人尷尬的是,李自成熱心,明朝官員卻很冷淡。

大明最後一科(1643年)進士之一,庶吉士周鍾在騎馬經過崇禎靈柩時,直接策馬而過,視而不見。

《甲申傳信錄》《燕都日記》等史料記載,在東華門側為崇禎裝殮時,在旁痛哭的明朝官員,僅兵部主事劉養貞一人。

滿朝文武百官,只有一個處級幹部為大明皇帝送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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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員呢?他們很忙,忙著辭舊迎新,在大順朝謀個好位置。

其實,李自成根本不用禮葬崇禎收買人心,尤其是不用收買「官心」,大明官員的心大多已經站在他這一邊。

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項煜的言行,頗能代表當時官員的心態。項煜是天啟五年(1625年)進士,在崇禎時期言辭激烈,以「諍諫」沽名,一副忠君愛國的形象。

崇禎十七年二月,項煜的門生黎志升在山西投降李自成並受到重用。隨起義軍進入北京後,黎志升力推自己的老師為相。

眼見有從廳級一躍到正國級的機會,項煜對大家說:「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

潛台詞是:反正節操都碎了一地,不如學習管仲、魏徵好榜樣,誰說忠臣不能事二主?

但李自成僅僅給了項煜一個從五品的太常寺丞,負責宗廟祭祀的清水衙門。項煜大失所望,後乘被派去祭祀泰山的機會,潛逃南方,想混入南明朝廷繼續為官,被驅逐。

另一位官員王孫蕙的演技更為高超。北京陷落前三天,崇禎召見時,王孫蕙痛哭流涕,誓言殺身成仁。

起義軍攻入北京,他安慰家人說:「不要怕,我早有定心丸!」找來一個竹竿,掛一黃布懸掛門外,上書:「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

不僅自己主動去納投名狀,王孫蕙還邀約無錫籍的同僚秦汧、張琦、趙玉森等人「同去,同去」,並鼓勵大家「方今開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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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老油條如此,新人表現如何呢?

崇禎十六年(1643年),是明朝最後一科進士,崇禎選拔的最後一批「國之棟樑」。

結果,這批進士中不少人既不忠誠,更沒擔當,誰贏就幫誰,李自成來了降大順,多爾袞來了降大清,有的甚至成了「三姓家奴」。

明朝最後一個狀元楊廷鑒,南直隸武進人(今常州武進區),殿試時提出「取士先品行,而後文辭,用人貴朴誠而賤浮,競論邪正,不論門戶……」崇禎深加嘆賞,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李自成進京後,他投降並被授予弘文院編修。清軍入關,李自成敗退,他乘亂逃回南方,降清但以病拒絕為官。

探花陳名夏,南直隸溧陽人(今常州溧陽市),明亡時為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

先降李自成,再降多爾袞,為人圓滑的陳名夏在清初官場如魚得水,順治五年被提拔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三年後授弘文院大學士,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成了正國級大員。順治十一年因陷入「黨爭」被處死。

生逢亂世,身不由己。如果說楊廷鑒、陳名夏還有點被逼無奈的話,他們的老鄉兼同年、庶吉士周鍾就屬於「歡天喜地迎闖王」的典型了。

周鍾,南直隸金壇人(今常州金壇區)。北京陷落後,他專門到牛金星住所遞「門生帖」,上表稱崇禎皇帝「獨夫授首,萬姓歸心」,夸李自成「比堯、舜而有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當有人認為李自成「殘殺太重,萬難成事」時,周鍾反駁說:「太祖初起亦然。」

翻譯成現代漢語意思是:革命哪有不死人?朱元璋最初造反時不也一個尿性?最後還不是成了萬人敬仰的明太祖。

崇禎死社稷,隨其殉國的大臣不到40人,入朝覲見李自成等待重新上崗的官員卻有3000餘人,時人感嘆說:「殺身易而就義難,殆非虛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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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後一任首輔大學士魏藻德,崇禎十三年參加殿試時,崇禎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報仇雪恥?」

魏藻德對:「知恥。」

崇禎因此欽點其為狀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不到三年即提拔為首輔。

李自成進京後,抓住魏藻德問道:「何不殉死?」

令人大跌破眼鏡的是,當年大談「知恥」魏藻德不僅沒有一絲羞愧,反而理直氣壯地回答:「方求效用,哪敢死?」

很多人覺得魏藻德作為文官領袖,無恥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這在明末是普遍現象。

明末是一個將道德標準推到極致的時代,卻成為了精英階層道德最為淪喪的時代。

士人所謂的「名節」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與黨爭手段,官員要麼以「諍諫」為名訕君賣直,語不驚人死不休;要麼揮舞著「道德」的大棒互相攻訐,以道德完人的標準要求別人。

黃仁宇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用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在明朝達到了極致。萬曆五年,權傾朝野的張居正僅僅因為沒回家丁憂守孝,就被進士鄒元標罵為「豬狗禽獸」。

在某種意義上,明末計程車大夫階層普遍成了「精緻利己主義者」,嘴上全是主義,心裡滿是利益。

既然理想信念的標準高不可攀,「正面典型」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必然滋生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不為聖人,即為禽獸,青史留名還不如活在當下。

從實際利益出發,在一家一姓之天下,改朝換代無非是換個皇帝,文官集團等同於職業經理人,老闆是誰並不重要,大明亡還是不亡,那是朱家的事,關卿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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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改朝換代,明末士大夫階層這種玩法是遊刃有餘的。但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

1644年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弔詭的一段行程。不只是改朝換代,而是天崩地坼,波詭雲譎,亡國亡天下,誰也想不到最終勝利者是滿清。

本來卸下道德包袱就可以成功,無奈歷史偏偏跟士大夫開玩笑:投降一次哪能行,亡國不在乎,那就亡天下吧。

也許老天在想,既然你們都這麼不在乎,那就多來幾次。

是為甲申三百七十五年祭。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遊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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