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落社會並不是指一種"歷史狀態"，而是指一種"社會形態"。一些國家至今都還沒有完成從部落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
原始形態下的小部落當然具有一些對許多人仍然有吸引力的東西：統一的目標或共同的目標序列，以及根據評價個人功績的共同觀點仔細分配物品。當然，這些維護團結的基礎，也限制了這種社會形態發展的可能性。群體所能適應的情況，它所能利用的機會，僅限於其成員能夠直接了解的範圍。更為糟糕的是，個人幾乎不能做別人不贊成的事。以為原始社會中的個人享有自由純屬無稽之談。對社會動物來說，天賦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文明的產物。個人在群體中獨立行動的領域是得不到承認的，即使是部落頭領，他的號令有望得到服從、支持和理解，也僅限於那些相沿成習的活動。只要每個人必須服務於那個等級社會中的一切需要——這正是今日社會主義所夢想的事情——任何個人的自由實驗都是不可能的。
自從我發現這個詞（catallactics）除了指交換之外，還表示"同意加入社群"和"化敵為友"的意思，我便有點喜歡上它了。因此，我曾建議，我們應當把引導陌生人歡迎我們並服務於我們的市場遊戲稱為"交換的遊戲"。
市場既是一種技巧遊戲，又是一種運氣遊戲。最重要的是，它是能夠引導參與者為一個共同的蓄水池——我們都可以從中得到一個不確定的份額——做出最有價值的貢獻的遊戲。這場遊戲很可能是由這樣一些人開始的，他們放棄自己部落的庇護和義務，通過服務他們並不認識的人的需要而獲得報償。當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商人載上一小船不列顛的石斧，越過海峽為自己換取琥珀，甚至很可能還換取果酒時，他們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熟人的需要服務，而是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正是因為他們只對那些能夠為他們的產品提供最好價格的人感興趣，他們才來到了一些完全陌生的人中間，他們通過給那些人石斧，使自己的生活標準同他們的鄰居相比大為改善，而那些獲得石斧的人無疑也能從利用他們中獲益。
隨著抽象的價格信號取代同伴的需要，成為人們努力獲取的目標，便出現了利用資源的全新的可能性——然而為了鼓勵人們利用這些可能性，也需要完全不同的道德態度。變化主要發生在港口或通商要道發展起來的貿易和手工業的城鎮中心，那裡的人們擺脫了部落道德的束縛，建立起了商業社會，並逐漸發展出了新的交換遊戲的規則。
言簡意賅的要求使我在這裡只能過分地去繁就簡，使用一些人們熟悉但並不十分恰當的說法。當我從人類度過了其大多數時間的狩獵群體的中的道德，轉而談到使開放社會的市場秩序成為可能的道德時，我省略了一個漫長的中間階段，它比人類在小群體裡生活的時間要短得多，卻遠比城市和商業社會的時代漫長。這個階段是重要的，因為那些體現在各種一神論宗教教義中的道德法典，就是由此開始的。這是一個人類生活在部落社會的時期，從許多方面看，它表現為人們從相互認識並致力於共同特定目標的原始小社會的具體秩序，向一個開放和抽象社會過渡的階段；在後一種社會裡，秩序的產生是由於個人在利用自己的知識追求各自的目標時，服從著同樣的抽象遊戲規則。
我們的情感仍然受著只適合小的狩獵群體生存的本能的支配，與此同時，支配著我們的語言習慣的，是我們對"鄰居"、即對部落中的同胞的義務，我們仍然認為異邦人是處在道德義務的範圍之外的。
在一個個人目標因專業知識而必然各不相同，各種努力是為了將來與素不相識的人交換產品的社會裡，共同的行為規則逐漸代替了具體的共同目標，成為社會秩序與和平的基礎。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變成了一種遊戲，因為對每個人的要求就是服從規則，這些規則除了他為自己和自己家庭獲得生計所需之外，並不關心具體的結果。因為使遊戲變得最有效率而逐漸形成的規則，基本上是屬於涉及財產和契約的法律規則。這些規則反過來又使勞動分工的進步以及有效的勞動分工所要求的各種獨立的努力之間的相互協調成為可能。
這些勞動分工的意義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估計，因為大多數人認為——部分地是由於斯密提供的經典說明——它是一種設計出來的城鎮內部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之下，在製造某種產品的有計劃的過程中，不同的個人在先後的工序中勞動。然而事實上，在不同的企業供應原料、工具和半成品的努力——這是生產最終產品所必須的——中，市場所起的調節作用，很可能比無數專業工人之間有組織的合作重要得多。
競爭性市場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這種企業間的勞動分工或專業化，而它之有可能出現，也是因為有市場存在。生產者在市場上發現的價格，會立刻告訴他應當生產什麼以及用什麼工具去生產。他從這種市場信號中得知他有望用高於費用的價格售出產品，為此目標，他在利用資源時不會超過必要的數量。他希望獲利的自利動機，促使他去從事為改善他的社會中任何成員的機會而應當去做的事情，他或許無此意向，卻極可能有此結果；但是只有當他得到的價格完全是受市場力量決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決定時，情況才會如此。自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價格才會使供求平衡。不僅如此，自由市場中的價格也保證了社會中分散的知識能夠全部得到評價和利用。
市場遊戲導致了從事這種遊戲的社會繁榮興旺，因為它改善了所有人的機會。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個人服務的回報取決於誰也無法全部掌握的客觀事實，而不是取決於哪個人關於他應當得到什麼的意見。不過這也意味著，雖然技能和勤奮會改善每個人的機會，但不能保證他獲得一定的收入；這個無人格的過程利用所有分散的知識確定價格信號，從而告訴人們應當做什麼，但是它並不考慮各種需要和品德。價格，尤其是服務價格形成秩序和提高生產率的功能，取決於它告訴人們從全部活動模式中的什麼地方能夠找到他們最有效率的位置——即他們有可能為總產出做出最大貢獻的位置。因此，如我們認為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社會中任何成員的機會的報酬原則是公正的，那麼我們也應當認為，由自由市場決定的報酬是公正的。
但是，這種報酬同有助於組織另一種我們人類在其中生活了很久因而仍然支配著我們的情感的社會形態的相對報酬難免會有很大的不同。自從價格和未知的環境相關而不再被接受，政府開始相信自己能夠決定價格以起到有益的作用以來，這一點便變得極其重要。當政府因為無從判斷市場價格信號的確切含義——對價格所包含的全部信息，政府同任何人一樣所知甚少——而對它進行干預，希望以此給自稱應當得到特別照顧的群體各種好處時，事情不可避免地會變得更糟。不但資源的有效利用，而且更糟糕的是，通過供需平衡關係而期待能夠做成買賣的前景，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選自哈耶克著《哈耶克文選》，馮克利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