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歐洲的天然氣管線。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Daniel Lacalle撰文／茶禮編譯
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禁止對某些技術進行投資且無視供應安全的能源政策註定要慘敗。
歐盟的能源危機不是因市場失靈或缺乏替代品造成的，而是政治推動和強行干預的結果。
由於技術的不穩定性和間歇性，可再生能源可作為平衡能源組合中的積極力量，但不能獨挑大樑。政客們通過禁止幾乎全部時間都可工作的（傳統的）基礎技術，強行推行不穩定的（新）能源組合，使得消費者面臨物價飆升，並威脅到供應鏈安全性。
上周，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發布了兩條登上許多媒體頭條的消息。首先，她宣布大力干預電力市場，然後她在波羅的海峰會上提出了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增加到發電總量45%的建議。她認為目前面臨的不是能源危機，而是「化石燃料方面的能源危機」。
然而，馮德萊恩的消息中有兩個問題。歐洲的能源危機起因是由於大規模政治干預。此外，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並不能消除依賴俄羅斯或其它供應商的風險。
歐洲的電力市場可能是世界上被干預最多的市場。更多的干預不會解決政治政策所造成的問題，而政治政策使大多數國家的能源變得昂貴、不穩定和斷斷續續。
在能源領域，意識形態是差勁的合作夥伴。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70%到75%的電費是由政府設定的受管制成本、補貼和稅收組成；而其餘部分，即所謂的「自由化」發電，由於這些政府限制了許可證的發放，並通過政治決策強制推行能源組合，使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飆升。
根據德國能源和水工業協會（BDEW）2021數據，在德國，家庭帳單中只有24%的成本是「供應商成本」。絕大多數成本是由政府設定的稅費和成本：電網費（24%）、可再生能源附加費（20%）、增值稅（16%）、電力稅（6%）、特許權稅（5%）、離岸責任稅（0.03%）、熱電廠附加費（0.08%）和電網行業回扣徵稅（1.3%）。然而，根據歐盟委員會主席的信息，「問題」在於市場。想想看吧。
令人驚訝的是，當政府將技術強加在能源組合中，壟斷和限制許可證頒發，禁止對某些技術的投資或終結其它技術，以及通過限制二氧化碳許可證的發放來迫使其成本上升時，歐洲電力市場仍然被稱作是「自由市場」。
以往的干預措施是關閉核能，並像德國那樣大量依賴天然氣和褐煤。
以往的干預措施是禁止在歐洲開發國內非常規天然氣。
現在的干預措施是，當水電成為降低家庭帳單的關鍵時關閉水庫。
現在的干預措施是，在錯誤的時間增加補貼，然後提高對高效技術的稅收。
現在的干預措施是，停止與法國的天然氣管道，該管道將使與法國的互連增加一倍。
現在的干預措施是，禁止鋰礦開採，同時談論保護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需要鋰礦這種商品。
正如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杜朗‧巴羅佐（Durao Barroso）在2013年警告的那樣，干預措施本質上是能源政策的一系列錯誤，導致歐洲的電力和天然氣價格是美國的兩倍多。
歐洲的電價昂貴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設計的必然。補貼、管制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權價格的指數級增長是政策導致的。
消除一直在發揮作用的基荷能源（核能、水力）並用需要備用天然氣和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的可再生能源取而代之是昂貴的。它已經遍及整個歐洲，並將持續發生。
能源轉型必須具有競爭力並保證供應安全，否則就不會成為轉型。更多的干預措施不會解決問題。
歐洲政府應該關注從家庭帳單中剔除所有與用電無關的項目，包括由於過去計劃錯誤產生的花費，並應該降低根本無法負擔的稅收。這些項目應列入國家預算，砍掉其它非必要開支，以避免赤字上升。
政府在挑選贏家方面非常糟糕，但在挑選輸家方面更糟糕。不斷的干預留下了債務和成本超支的一地狼藉，所有的消費者都要付出代價。
當政府干預時會發生什麼？它出於意識形態的迷戀而關閉了核能，然後像德國一樣，依賴40%的煤炭、褐煤和天然氣能源的能源組合；或者像法國一樣，通過干預關稅，將其旗艦上市公司推向破產邊緣；或者像西班牙一樣，它與其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商阿爾及利亞發生了外交衝突，並且，從（俄烏）戰爭開始到2022年7月，它從俄羅斯採購的天然氣增加了一倍。
現在，歐盟正在緊急新裝的浮動式再氣化工廠（註：是海上的用於接收、儲存液化天然氣的裝置，同時還能完成對天然氣的「再氣化」）超過30家。那麼問題是什麼？實際上，用於今年冬天的液化天然氣船都已經被簽約。
那些在價格低廉時拒絕加強天然氣供應鏈的政府，現在正急於在低效率的解決方案上投入海量資金。
安裝可再生能源並不能消除對天然氣的依賴。根據定義，可再生能源是間歇性的、不穩定的、且難以規劃的。此外，安裝更多可再生能源需要在輸電和配電投資上花費巨大，這使得電價更加昂貴。
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是積極的手段，但沒有政客能斷定可再生能源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存儲問題、電池網絡的天文數字成本投入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如果可行的話，花費預計將超過2萬億歐元，這是關鍵因素。如果今天的歐洲有100%的太陽能和風能混合，這將是過度波動和間歇性的；在太陽能和風能可用性低的時期，這將增加對天然氣的依賴；而天然氣作為後備能源是必要的，並且需要水力和核能作為基荷能源不間斷的供應。此外，在一個平衡的能源組合中，可再生能源是積極的，但並沒有減輕對其它國家的依賴——各國會在鋰、鋁、銅等方面依賴中國和其它國家。
在能源配置中安裝45%的可再生能源並不能消除對天然氣的依賴，它只能略微降低對可再生能源負荷率中比較穩定的部分（風力發電的一部分）的依賴。事實上，風能和太陽能產量低的時期將是非常有可能（來臨）的，正如我們已經經歷過的那樣，這些時期恰好是天然氣和煤炭由於需求增加而更加昂貴的時期。
這場危機向我們展示了一道理，那就是歐洲需要更多的市場（調節）和更少的干預。歐洲陷入這場危機，得歸咎於能源組合的立法者中部分人的傲慢和無知。核能、水電、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平衡組合的重要性日益明顯。
干預主義的能源政策慘敗收場。更多的干預也不會解決問題。
作者簡介：
丹尼爾‧拉卡萊博士（Daniel Lacalle）是對沖基金Tressis的首席經濟學家，著有《自由或平等》（Freedom or Equality）、《逃離中央銀行陷阱》（Escape from the Central Bank Trap）和《金融市場生活》（Lif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等書。
原文「Europe’s Energy Crisis Was Created by 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