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網絡圖片）
社會是個大學堂
假使母親是養育我的土壤，我不平凡的父親就是培養我這棵小苗的水和陽光。
爸爸認為我們除了學校之外，什麼都應該見識見識。走在街上，我們有時會看見一些女人在黃包車上招生意。媽媽就說，她們是壞女人，是過皮肉生涯的。爸爸則說，那些女人是因為窮，所以不得已要過這種生活，我們不要看不起她們。
爸爸在雲山千疊之間的坂仔長大，他說：「山影響了我對人生的看法。山逼得人謙遜，對山敬畏。你生在山間，不知不覺評判什麼都以山為標準，於是人為的事都變得微不足道。摩天大廈嗎？可笑之至。財富、政治、名利都可笑之至。」
我是中國人
應賽珍珠夫婦的邀請，父親來到美國講學。他說：「我們在外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你可以學他們的長處，但絕對不要因為他們笑你與他們不同，而覺得自卑，因為我們的文明比他們悠久而優美。無論如何，看見外國人不要怕，有話直說，這樣他們才會尊敬你。」
我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我們不再有傭人，一切自己做。爸爸站在路上仔細觀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樣把皮鞋擦得發亮，然後教我們怎樣在鞋上抹油，用條軟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勢就和街口的小童一樣，擦出來的鞋和小童的一樣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
難忘的歐洲之旅
1938年初，我們在法國南部的小鎮蒙頓住了一個月之後，又搬到了巴黎。
我寫的一篇遊記—《探火山口》，描寫我們到義大利維蘇威火山之旅行，居然由父親寄到上海，在《西風》月刊發表了！我心頭狂跳，臉孔發熱，好像自己沒有穿好衣裳被人發現似的。我翻看別人的文章，然後把自己的作品，當做是別人寫的文章，從頭到底仔細看了一遍，發現不必過分為它難為情，高興得幾乎要叫起來。
我上癮了。我染上了發表欲。從此就想成為作家。我發奮攻讀中文，就在那時開始。
父親不要我上大學
17歲時，同班同學已經紛紛討論要申請入什麼大學。他們都說，憑我的成績、家庭背景等等，我想入什麼大學就可以入什麼大學。然而我不平凡的父親不要我上大學！
他要我踏入社會做事，學會處世的道理。他聽說，耶魯大學的亞洲研究所缺乏中文教員。「我們來試試看。」
「我嗎？到耶魯大學教中文？」我失聲大叫。
「那有什麼不可以？」父親說，「教外國人的中文，程度很低。最要緊是國語發音正確，要懂點中文文法，懂拼音。」
耶魯大學負責亞洲研究所的喬治·甘尼迪博士認識爸爸。他聽我說幾句國語之後便說行，月薪二百元，他們是真的嚴重缺乏教員。我又驚又喜，不敢相信有這麼容易的事！
同學們對我刮目相看，連老教師都不相信有這樣的事。她們教中學，我這個中學畢業生卻要去教大學！耶魯大學！
幽默感
父親在壓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學校長之後，左派人士便想辦法把他弄下台，新加坡的許多報紙都攻擊他，小報更加兇惡，有一家小報竟然刊登了一個人的照片，加以說明是「林語堂的兄弟，是一個吸毒的挖墳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氣，對父親說，「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胡鬧？」父親把報紙拿過來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點像我。」
他鼓勵我寫作，也同樣的起勁和認真。小時候他就鼓勵我寫日記，他說，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但千萬不要像小學生作文，寫假話給先生看，例如「天天玩耍，不顧學業，浪費光陰，豈不可惜？」那是他在一本學生尺牘里讀到的句子，使他捧腹大笑。他說，無論寫什麼東西，最要緊的是個「真」字。
父親的書房叫做「有不為齋」，朋友問他，那是什麼意思？他的答案部分是：
我始終背不來總理遺囑，在三分鐘靜默的時候不免東想西想。
我從未說過一句討好人的話。
我不會今天說月亮是方的，一個禮拜之後說月亮是圓的，因為我的記性很不錯。
這些話是父親在三十年代說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沒有改變，這也許是他寫作成功的原因。他寫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來，從不顧別人對他有怎樣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