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白衛兵」對權力控制的貢獻大過當年的「紅衛兵」（資料圖片）
中國國旗的顏色讓國家級口罩的設計顯得很不高明，嵌入的一塊鮮紅好像是臉上的一道傷口，但這並不影響習近平和他的隨行人員在疫情發生後的首次出國訪問期間全程系戴。從新聞照片和視頻上看，除了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會談之外，習近平在公共場合的大多數時間都戴著口罩。他也沒有出席這次上合峰會的晚宴和其他社交活動，據稱是為了遵守中國的防疫政策。
儘管其他與會國代表在晚宴等「密切接觸」場合幾乎都沒有戴口罩，但是那些希望領導人出國開開眼界然後回來為疫情管控鬆綁的中國人可能要失望了。也許習近平接種的真是國產疫苗而且對它的功效心知肚明，也許他真的相信病毒比三年前還要猖獗全世界都應該封城做核酸，但是我們不得不說，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已經跟科學和醫學沒有多少關係了，「清零」是一場政治運動。
史實證明，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跟他是否相信某種意識形態沒有關係，跟「文化」也沒有關係，而是利用群眾進行權力鬥爭而搞的一場政治運動。因此，有網民把這場「清零」運動稱為「疫情大革命」，把「大白」稱為「白衛兵」。
「疫革」與「文革」的比較
對於歷史上發生的悲慘事件，人們普遍希望它已經徹底過去，不可能昨日重現。這些年來，很多人一直在呼籲「警惕文革重來」。這樣的呼籲一方面痛心疾首，振聾發聵，另一方面也是認為「文革」已經遠去，今天的中國處於不一樣的政治環境中。
這就要看怎樣定義和解釋「文革」了。我曾經說過，「文革」發生的真正原因在於權力的無序、法治的不彰和愚民的教育，也就是需要控制官僚體系和民眾的專制主義。這些因素從來未被允許真正反思，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因此，根本不用擔心「文革」重來，因為它從來就沒有遠離。
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毫無科學根據的「清零」政策下，普通民眾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跟「文革」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文革」期間中國人當然沒有基本的人權和自由，但是那些經常參加批鬥會的普通民眾曾經錯誤地感覺到自己有。今天那些被牢牢地關在家裡挨餓的民眾，無論怎樣洗腦，恐怕連這種「感覺」也不會有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文革」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的反彈。1962年召開的這次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對「大躍進」及「大饑荒」提出批評和追責，讓毛澤東感覺到腹背受敵——官僚體系和普通民眾都怨聲載道。而在「疫情」之前，通過「反腐鬥爭」和鎮壓維權律師等運動，習近平的權力並沒有面臨這樣的挑戰。這是「疫革」比「文革」更加可怕的原因——它是專制者在已經充分掌控權力的基礎上，利用數位化技術對民眾進行更加精細的控制和管理的政治實驗。
人們之所以會認為「文革」是一場例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將「文革」定義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種迴避本質問題的狹隘定義，將這場運動特殊化，也就讓人覺得歷史很難重演。然而，今天的「清零」運動，連這個狹隘的定義也都快要符合了——這也正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某些集團利用的歷史災難。
該決議還將「文革」的時間劃定為十年，也會讓人以為歷史難以重演。事實上，在此前後，很多「文革」研究者對這場運動的時間跨度看法不一，其中不少學者界定為兩年或者三年。所謂「十年動亂」，是不同政治運動的組合。在這個意義上說，已經持續三年的「清零」運動，與「文革」也並非沒有可比之處。
「改革」與「文革」的互贊
鄧小平用「改革」作為篡奪毛澤東指定權力的合法性話語，因此很多人認為「改革」和「文革」是一對反義詞，呼籲「改革」就等於反對「文革」。在這方面，習近平政權似乎有備而來，早在2013年就提出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就在習近平本次出訪期間，9月15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重新刊發他在2018年的一次講話的部分內容，題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一以貫之》。不少時政關注人士從中嗅到了濃濃的「革命氣息」。
文章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取消了「改革」與「革命」的對立。而且，它還強調「應該拉長時間尺度」，把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位為在黨史上已經超越蘇共的「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
對於文章特別強調要「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有專家認為這意味著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國將大踏步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
專制政權能否為所欲為，主要看其對權力的控制程度。從這個意義上看，「疫革」時期的習近平可能超過「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換句話說，今天的「白衛兵」對權力控制的貢獻大過當年的「紅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