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發展一直受到兩種基本要求之間持續存在的張力所塑造：一方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以維護國家統一併推動長期目標；另一方面，又需要制度能夠約束領導人、糾正錯誤，並確保權力有序交接。
毛澤東代表了個人權力統治的極端形式。鄧小平試圖在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治權威的同時，降低毛式體制所帶來的風險。江澤民和胡錦濤則主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集體領導和精英權力交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時期。習近平則通過圍繞自身重新建立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系，逆轉了其中相當一部分發展。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幾乎肯定仍將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只要習近平仍然在世，並且仍然能夠有效控制政治權力，政治權威很可能繼續集中在他本人周圍。因此，本文考察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政治權力的演變，並分析一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治體系可能如何影響中國的治理、經濟、社會發展、軍事戰略、外交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毛澤東與個人權力的危險
毛澤東的統治實現了重要的國家建設目標。共產黨取得勝利，統一了一個曾經歷軍閥割據、外國入侵和內戰的國家。新政府擴大了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提高了預期壽命，並為工業經濟奠定了基礎。然而，這些成就伴隨著巨大的人員和經濟代價。
大躍進試圖通過集體化和群眾動員實現快速轉型。其失敗造成了大饑荒，並導致數千萬人的死亡。隨後，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長達十年的政治、社會、教育和經濟破壞。制度受到攻擊，大量人員遭到迫害，學校和大學受到衝擊，而無處不在的個人崇拜使政治忠誠凌駕於專業能力之上。
毛澤東政治上的根本弱點，在於權力高度集中，卻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他同時是革命領袖、意識形態權威和最高政治裁決者。沒有一個獨立的制度能夠可靠地告訴他：他的判斷是錯誤的。因此，他個人的錯誤最終可能演變成整個國家的災難。
?當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力時，這個人的錯誤就可能成為整個國家的錯誤。?
毛澤東晚年還暴露出了個人統治所固有的信息問題。最高領導人不可能親自觀察整個國家，因此必須依賴官員、報告和顧問。領導人的權力越大，誰控制到達他那裡的信息就越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因此，正式權力的極度集中，可以與對一個狹窄而受到政治過濾的信息體系日益增強的依賴同時存在。
毛澤東留下的遺產是矛盾的。他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並確立了共產黨的政治統治地位；但他也證明，沒有制度性約束的政治體系，能夠把國家動員能力轉化為國家災難。
鄧小平與威權統治的制度化
鄧小平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經濟改革，也在於他對毛澤東之後黨國體制進行的政治重新設計。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領導層認識到，中國不能安全地繼續實行無限制的個人統治。解決辦法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一種更加制度化的威權主義。
改革時期的領導層推動了集體決策、退休制度、代際接班、更加規範化的精英晉升以及更加可預測的領導層交接。1981年的歷史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時保留了毛澤東的奠基性地位以及共產黨的權威。這一妥協使共產黨能夠否定毛澤東最具破壞性的政策，同時又不否定革命本身。
鄧小平還推動了一種更加具有試驗性的政策制定方式。農業改革、經濟特區和市場機制都是逐步引入，並在地方進行試驗。成功的政策可以擴大推廣；失敗的政策則可以被放棄，而不必演變成全國性的政治災難。這種靈活性推動了此後數十年的快速增長，並使數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
然而，鄧小平自身的作用也揭示了制度化過程中的一個悖論。他推動正式規則和集體程序，同時又作為最高領導人保留了最終的非正式否決權，即使他並不擔任最高的正式職務。1989年危機期間他的影響力，以及1992年的南方談話，都表明個人權威並沒有消失；它只是與制度規則並存，而不是完全置於制度規則之下。
因此，毛澤東之後的政治體系，是正式程序與非正式精英交易的結合。它的穩定依賴於相互克制、派系平衡，以及精英階層對於權力分配和權力交接的共同預期。這些安排使領導層更具有可預測性，但它們從來都不是完全能夠自我執行的。一旦政治平衡發生變化，其中相當一部分正式制度架構便證明比許多觀察家原先預期的更加容易被逆轉。
江澤民、胡錦濤與有序的權力交接
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沒有毛澤東或習近平時代那樣的戲劇性，但這恰恰是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所在。江澤民於2002年將黨的最高領導權交給胡錦濤，而胡錦濤又於2012年將其交給習近平。這些都是相對和平、有序的權力交接，證明一個威權體制可以更換最高領導人而不至於崩潰。
中國並不是民主國家。共產黨仍然擁有最高地位，沒有獨立的反對黨或司法機構能夠挑戰它。然而，精英層面的權力變得更加可預測。領導人可以退休，接班人可以逐步出現，各個政治派系也可以為下一代領導層做準備。
這種穩定性得到了一種精英網絡之間大致平衡的幫助，其中包括「太子黨」和共青團系統（團派）。這種派系競爭並沒有產生民主，但它鼓勵了討價還價、建立聯盟以及對單方面權力支配形成一定限制。這種平衡從來都不是對稱的，也沒有完全制度化；它是一種受控的均衡，依賴於中央願意在相互競爭的政治網絡之間進行仲裁。
這個體制存在嚴重缺陷——腐敗、不平等、環境惡化、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政治改革停滯。然而，沒有任何一個個人對整個體系的支配程度接近毛澤東。這限制了單一領導人可能造成的破壞，也使權力交接更加容易管理。因此，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代表了毛澤東之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最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