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三月中旬北京「兩會」爆出大新聞，閉幕記者會上溫家寶抨擊重慶薄熙來「搞文革一套」，旋即第二天薄遭免職，此為「六四」以來中共最大內訌，二十年「穩定」破局，北京人心惶惶，網傳周永康或成下一個整肅對象，或者他絕地反攻推翻胡溫也未可知，總之「擊鼓傳花」提前引爆，「十八大」前好戲連連。
野心勃勃的薄熙來，絕非西漢末年的那個少帝劉辯——因為他罵胡錦濤"漢獻帝"，而是後鄧時代的一個危險的帝位覬覦者，他又洽逢弱君"胡溫"時代，雖然"爭儲"敗給習近平，他還在伺機捲土重來，那舞台竟是蜀中重慶。
2007年"十七"大後，他上任重慶市委書記，從外地空降過來，把自己的親信王立軍從大連調來做重慶警局長，也調來一批貼身侍衛，不離左右；王立軍構陷煉獄、酷刑"治官"，重手蕩平地方勢力，稱之為"掃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眾擁護，頗得毛澤東"文革"訣竅；"掃黑"之後是"唱紅"。
2009年秋，中國最搶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陣式的胡錦濤閱兵典禮，而是重慶的"唱紅"，嘉陵江畔傳來高亢的"革命歌聲"——紅旗、紅歌、紅標語，組成"紅海洋"，是被人遺忘了的一個舊景觀，乃造勢煽動，一種前現代的巫術，假如我們回到"文革語境"，便知道薄熙來是在搞"黨內路線鬥爭"——他對治理中國，跟江澤民、胡錦濤有不同的思路，特別是他"善於"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傳統，正以更有效的新術，謀取最高權力。
然而他不是"正統"，只能淪為"野心家"，註定要被中南海"掃黑"，罪名是：為了"入常"不惜動用政治暗殺、裹挾群眾、拉攏政治勢力和軍方向中央示威、縱容支持毛派極左勢力、試圖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妻子谷開來天文數字的貪腐不說，還指示王立軍毒死英國商人海伍德；而王立軍又被薄熙來激走，逃往成都美領館，遂成國際事件，最終將薄推下懸崖。當時中宣部一反常態，放開新聞管制，任由相關報導和傳聞在大陸網際網路和微博上傳播，以此種方式羞辱薄熙來。
事實上，在習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中國也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習上台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的落馬，具有一樣的震撼效應。
黨是黑社會大佬，黨主席也唯有以反腐、集權、專制，才能存活。所以習近平的"造帝之術"，就是拆除鄧小平建構的"適應性專制"，用基於恐懼的體系取代了鼓勵業績的體系。
這一改變帶來了兩大問題。首先，它扭曲了官員的工作動機，從顯示業績變成了顯示忠誠度。第二個問題，用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話來說就是，"當你只剩下了恐懼的時候，如果高層沒有下達明確指令，官員會因為害怕而什麼都不敢做。這樣整個官僚體系都變得消極被動。什麼事都幹不成了。"
習近平並不滿足於僅僅消除競爭對手，他還通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絕指定接班人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而他之前的領導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會提名繼任者。他將"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國憲法（此前只有毛和鄧享此殊榮）;他一手攥住了最高軍權;他在從金融到台灣到網際網路安全的各個領域建立了多個"領導小組"並自任組長，成了"萬能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