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如斯·傑發里（Pirooz Jafari）出生於德黑蘭，童年目睹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還有恐怖血腥的兩伊戰爭。
90年代，他移民來了澳大利亞，成為了一名律師，一個難民活動家，同時也是一位作家。
用他的話說，1979年伊斯蘭革命發生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客廳里瞬間燈光全熄，每個人都被留在了未知的黑暗裡，恐慌而無助。
（一）
1979年以前，他其實有一個幸福的童年。
他至今能夠回憶起母親做的家鄉菜Fesenjan——石榴核桃燉雞，是一種需要經過長時間小火慢燉的傳統菜餚。冬天回到家，他和其他孩子雪地里玩，燉雞的香味從廚房飄出，激發出對豐盛晚餐的想像，生活自足，充滿希望。
他也記得，他們家在除夕也一直遵循古老拜火教（Zoroastrianism，也就是明教）的習俗，在後院或街上用樹枝點燃聖火，禱念「溫暖我身，帶走我病」（May your warmth become mine and my ailments become yours），等火焰自動熄滅。（張無忌若是知道了，對乾坤大挪移的理解或許能更深一層。）
他母親還告訴他，拜火教比猶太教都要久遠許多，與世界各地的文化傳統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遠古時代的人類，儘管相隔千山萬水，文化都是一體的。
直到今天，母親依然在節日提醒他要找地方放一堆火。她無法理解，為何這在澳洲是違法行為。
上世紀50到70年代，很多伊朗家庭生活富足，有房有車，教育免費。他母親會講英語，祖母會講法語，他家在不少國家都有親戚。許多歐美國家對伊朗護照免簽，國際旅行也正時興起來。
那時候的伊朗女性比現在要強大自由許多。他的祖母相當於他們家的族長，身材矮小，卻威嚴十足。每當有女人遭到家庭暴力，都會找她主持公道。她就會叫來那些不守夫道的男人，嚴厲斥責之下，他們無不唯唯諾諾，凜遵聖諭。
那時候的朋友圈，有吃有喝有風景。總有二三十個親戚朋友拉群訂約聚會，桌子上堆滿了美味佳肴，大家開著各種輕鬆無害的玩笑。
（二）
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歡聲笑語中開始摻雜著意識形態的爭論，派別之間互相扣帽攻擊，光明左使右使一言不合就割袍斷義。學生上街散步，人叢時聞槍響，動輒血濺廣場。
報紙上充斥著暴力新聞，照片裡堆滿了被槍決的屍體。他們的日常社交圈裡的朋友，常常無緣無故被捕或消失。這些都一寸寸拓展著他的童年心理陰影面積，40多年以後，依然清晰可見，不可消弭。
他的母親本來是一位教文學的中學老師，革命以後，才40多歲的她就自動退休了。她熱愛教師這個職業，但是她不願意戴頭巾，不願意教學生那些被閹割篩選過的太監教材。
回家以後，她成了一位詩人，表達她的壓抑、憂傷、憤怒，但那些充滿了敏感詞的語句註定會讓她被永久封號，所以整箱整箱的詩集關在小黑屋裡，都不知是否會有見到天日的那天。
學校在動盪期間關閉了。等到重新開學，他發現同學只剩下了一半人，因為所有的女孩都被轉走了。
沒多久，伊拉克侵略者攻打了伊朗邊境，大量難民涌到了內地城市。這是他第一次認識到了難民的樣子，是支離破碎的家庭，是被迫離家的同胞，是被「本地人」指指點點看不起的「外地人」。
他們家的生活日漸窘迫，必須要憑糧票肉票購物，但常常是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一無所獲。迫於無奈，他們只能去黑市購買價高數倍的食物。
在德黑蘭被轟炸的時候，他會看到10米長的飛彈從天而降，一排房屋夷為平地。
他父親朋友的女兒本該去參加一個生日派對，卻不知為什麼去晚了。有一枚炸彈正好落在生日派對上，因此她親眼目睹了35具小小的屍體從廢墟中拖了出來，一下子驚嚇暈厥，送到醫院都沒能活過來。
（三）
那時候，西方影視劇在伊朗被全面拉黑，伊朗人只能私底下傳播盜版錄影帶。有些錄影帶由於複製次數過多，圖像幾乎模糊不可辨，但他還是看得津津有味。
希區柯克、伯格曼、費里尼，在各種藝術電影的影響下，他立志要做一個電影攝影師。但由於面試表現不佳，他最後在大學學了攝影專業。
但是在伊斯蘭世界，攝影是一個有諸多限制的行業，因為攝影意味著原封不動地反映真實。
大學裡、書店裡的攝影書籍極其罕見，風景和物品的照片無傷大雅，但所有的人像都可以被扣上「有傷風化」的罪名。那些照片要麼從書里撕掉了，要麼裸露的肌膚都被馬賽克處理了。
他上街拍照時，常常會有伊斯蘭小將上前隨機盤問，編造出各種理由來禁止他攝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輛白色四驅車在他面前突然停下，車上四個人走下來將他團團圍住，提出各種無理取鬧的問題。
甚至有一次他只是看了一部有關攝影技巧的進口書籍，校長就怒斥他說，成千上萬計程車兵正在邊境為你負重前行，你居然還歲月靜好地觀賞半裸女人的圖片？
大學畢業以後，他發現在這個表達空間極其逼仄的社會裡，攝影藝術，或者說任何藝術，都看不到未來。對一個熱衷藝術的青年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或者說，是不潤，孰可以潤？
他找了移民仲介，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職業居然很輕鬆地就拿到了澳洲的簽證。
（四）
來到澳洲以後，他的興趣點忽然發生了轉變，想要做一個律師。關於技術移民轉行這件事，移民局費盡心機的篩選恐怕是很失敗的。
為什麼要當律師呢？他回想起自己在伊朗經歷過的一切，體制嚴酷，法治缺失，人拳淪喪，權力無界，讓他急切地想搞明白，在民主國家這一切是如何有條不紊地運行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他繼承了家族的平權血統。他的母親是女權主義者，他的祖父是社會活動家，經常為弱勢群體代言，社會公平問題是他家餐桌上的常見議題。
他在澳洲讀法律的時候，所有的同學都選擇了公司法方向，只有他一個人對人拳問題感興趣。畢業以後，他就在Redfern的一家難民法律服務所當起了志願者。後來，他成功地幫一個鄰居的索馬利亞侄子（女）申請到了澳洲簽證。
他說，澳洲人非常幸運，不用去經歷伊朗社會嚴苛的一切。沒有在那裡生活過，是無法想像那種生活在恐懼中的滋味的。
有時候，他在澳洲看到白色的四驅車，都會不禁驚懼。每次伊朗大使館給他發郵件，他都會一陣緊張。
雖然他未曾後悔移民澳洲，但想起壓抑的青少年歲月，想到被逼著拋開一切背井離鄉，想到當初的萬般無奈別無選擇，尤其是想到父母晚年跟自己相隔萬里，時間越久，就越是感到辛酸。
如果本來過得好好的，誰願意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