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什麼角度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給《亦報》等報紙寫文章的周作人，都可以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專欄作家。
周作人給報紙雜誌寫文章，由來已久，從《新青年》時期算起，除了抗戰勝利後在南京老虎橋蹲大獄的那一段，幾乎就沒斷過。不僅寫，而且寫得極勤。像《語絲》、《駱駝草》這樣的同仁雜誌不必說，另如三十年代的《論語》、《人間世》、淪陷時期的《古今》，上面都頻頻見到周作人的文章。不過彼時周作人算不得專欄作家：其一，儘管有時幾乎每期有他的文章，但他顯然不受什麼限制，不管是內容，還是篇幅。其二，周作人並不以此謀生，周作人的職業身份，在二三十年代，首先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淪陷時期，是北大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長，還有偽華北政府教育督辦之類的頭銜，稿費從來不是他的主要收入來源。
五十年代初情況就大不一樣，此時周作人雖已出獄，但還是戴罪之身，教職自然是沒有了，也不可能有哪個「單位」接納他，要找事做，只有筆耕一途。雖說他還未回到上海以前即上書最高當局，為己辯解之餘，也是請求安排活路之意，但這是沒準的，事實上也是多次上書之後，一九五五年才得批覆，給人民文學譯書，預支稿費。
對周作人而言，筆耕並非苦事，他曾在文中不止一次對友人將寫作比作母雞下蛋，生而後快的說法表示欣賞（雖說也抱怨寫文章是無中生有，比下蛋難），寫作於他也確乎有近於生理行為的一面。即使在老虎橋監獄裡，他的筆也沒停過，或譯書，或寫打油詩，寫作竟像是他的日課。他有隔段時間將所寫文章編輯出書的習慣（這一點也像魯迅），獄中幾年也沒留下空白，譯作之外，還有《兒童雜事詩》，只是出不了。出不了就不能「變現」。他後來一直是強調「道義事功化」的，寫作在他固然有「道義」的一面，卻也有「事功」的一面，窘境之中，這一面尤不可少。一九四九年月十月他邀其時已成忘年交的徐滏住八道灣（徐後來也是《亦報》的撰稿人，當時在北京謀職），言明自己生計尚無著落，一日三餐須其自理。這顯然不是八道灣主人一貫的作風，也就見得他當時的窘迫。這時候《亦報》唐雲旌邀他給報紙寫稿，對他而言，實有雪中送炭的意義。
周作人的文章過去是各家報刊爭著要的，通常都是大報，或大牌雜誌，用今天的話說，都是「主串流媒體」，或同仁刊物。他雖曾自號「京兆布衣」，卻從來未有意識地面向市民寫作。林語堂一系的《論語》、《宇宙風》之類，可以算作商業性雜誌了，對象卻是讀書人，也還是雅人深致。《亦報》就不同，從主事者到一眾寫手，市民化得多。像鄭逸梅、張慧劍、唐雲旌這些人，都屬廣義的鴛鴦蝴蝶派，若稱為報人，也是小報的幹將，放在過去，周作人肯定不屑為伍。即如後來被稱作《亦報》「三絕」中的另二人，張愛玲和豐子愷，他也未必放在眼裡。張愛玲的《十八春》，他曾在文中提到，態度毋寧說是俯就的；豐子愷的畫不入他法眼，文章也未必入眼，他在一九六四年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審讀豐子愷《源氏物語》中譯本時，日記中頗多貶語，如三月五日有謂：「略閱源氏校記，豐子愷文只是很漂亮，濫用成語，不顧原文空氣相合與否，此上海派手法也。」這裡說的是譯文，倘對豐氏文章看得順眼，斷不會做此「酷評」（豐子愷其實和他在《亦報》上也有一段因緣的，他在《亦報》上的部分畫作即是應報社之約，為他的《兒童雜事詩》配的圖）。
他會有屈就之感嗎？然而事關稻粱謀，舍此恐怕也很難找到更好的機會，所以周作人對與《亦報》的關係很是珍惜。這可以從他的勤勉上看得出來。他給《亦報》開的專欄，起初是隔日一篇，很快就天天有作，幾乎從不間斷，而且很多時候，一天有兩篇，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這天，居然有三篇同時發表，一為《航船與埠船》，一為《行孝的故事》，一為《護生的意見》。除《亦報》之外，他有時還給《大報》寫稿。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周作人發表的文字竟達九百篇之多（《亦報》這年11月併入《新民晚報》副刊，不知何故，3月10日起便不再見到他的文字），考慮到他已是望七的老人，如此高產，確實令人驚訝。
當然，在周作人，這也算不得什麼難事：讀書多，腹笥廣，且原本就是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所不談。我們僅從一篇篇文章看，他寫來真是渾不費力。隨便抓過一個題目，便即娓娓道來，不疾不徐，意到筆隨，起落無跡，收放自如。他從來做的都是沖淡文章，《亦報》隨筆雖然與此前文章有所不同，但老手頹唐之類，倒也說不上。
因此之故，不少論者都不無理由地認定，該時期周作人散文寫作的又進入一個高潮。然而這話也要看怎麼說。從數量上看，不消說得，此前周作人似從未在兩三年間保持這樣的頻度；從質量上看，他亦始終維持在相當高的水準。不過，他這時的寫作畢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謂限制，大的方面，如意識形態的命令，自不必說，另一方面，卻是他現在的專欄作家身份。在「寫什麼」和「怎麼寫」兩個方面，借他的術語，不論「載道」還是「言志」，多多少少，都打了折扣。
關於「寫什麼」，報紙本身並未提出特別的限制，周作人可以任意而談，「飯後隨筆」傳達的信息，閒適而已。以當時意識形態氛圍，「閒適」尚有存身的餘地，而周作人在很多人的眼中，恰是善做閒適文章。
但是小報專欄，又自有它的限制。其一是字數的要求。上海小型報有一傳統，即一篇文章通常只有數百字，一個版面要容納儘可能多的文章，這是出於版面美學的考慮，更是維繫讀者注意力的招數。周作人自二十年代聲稱文學店關張之後，即在「自己的園地」里經營小品文，長篇大論是不做了（淪陷時期寫《中國的思想問題》等文是例外），所寫文章，自然有長有短，通常在兩三千字上下，從給《雨天的書》所寫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寫短文絕對是高手，翻看他的文集，也可看到一些文章，長短與為《亦報》所寫相仿佛。但那是一個「隨物賦形」，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的問題，他似乎並未刻意求短，尤其沒有受到如小報副刊這般的嚴格的字數限制。
《亦報》如何規定專欄作者的字數，我們也許從周作人《文章的包袱》裡看出些端倪：「我很想把文章寫得短，寫得簡單明白，這個標準看來容容易易，做去卻是煩煩難難，努力好久，才從六百縮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內，這比較預定的三百字還差得遠呢。」想把文章寫得短些，恐怕是真的，只是短到什麼程度，他恐怕不會有一定之規。同文中還說，「我最佩服小學教師，在規定的時間內講規定的一課書使得小孩滿足了解……小學教員的講書，此外還有藝人的說書，大概都可以為寫文章的模範，問題是這很需要學習，一時也急不得。」對手藝人「進乎技」的羨慕，在周作人，都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問題是他不大可能有近乎遊戲的心境，懸三百字為鵠的，來做文字實驗。倘若稿件是按字數計酬的話，他就更不可能沒事找事，自減稿費。所以「預定的三百字」肯定不是他自我設限，乃是報紙方面提出的希望。上引文章中的話我們固然可以看作是真心話，當作曲里拐彎的抱怨去聽，也未嘗不可。
當然，不論從稻糧謀的角度，還是從發表欲的角度去說，他都樂於就範。
如此這般，螺絲殼裡做道場，對鄭逸梅這樣的「補白大王」，當然是駕輕就熟，熟極而流，而周作人雖文章寫了無數，也還需要「努力好久」的過程。他在《亦報》上發表的文章，起初大都在六百字以上，往後越來越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每篇當真就在三百字上下。只是不知為何，在給《亦報》撰文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他的文章又長回去了。這倒讓我越發相信，報紙編者對他有相當嚴格的規定，而此時大約是鬆動了一些，否則就不能解釋，他好不容易在三百字上修成了「正果」之後，何以又自廢武功，回到起點。
排日做五六百字的短文，已屬不易，要將五六百字減至三百字，又還不損其意，稍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大難。一般人寫起來，不免於字數上損之又損，如同較長文章的壓縮版。周作人調理文字的功夫絕對是大師級的，不僅完成了他的減法，不僅不損其意，而且絲毫不顯侷促，仍有從容不迫、左顧右盼的風致。較早時候那些五六百字的文章，多分為兩三節，三百字上下的文章則大多不分節，讀起來的感覺，就像讀舊時尺牘高手做八行書，成竹在胸，一筆到底，不加點竄，寫滿一紙，恰是八行。筆記體的文字，當然也短，幾十字的都有，但札記、筆記之類是片斷化的，論條，論則，不論篇。周作人的《亦報》文章儘管不拘格套，隨意揮灑，卻還是要論篇，還是他所謂的「文章」。筆記與短篇文章之間的區別，此處未便詳論，只要將《書房一角》、《藥堂語錄》中的文字與他為《亦報》所寫做一對照，當即瞭然。筆記是留待讀書人的，對於《亦報》面向的讀者大眾，當然不宜。
單是字數限制這一項，已經讓我們見出周作人的不能從心所欲，但他的「煩煩難難」其實還不在這裡。他面對的讀者群變了，或者說，報紙擬想的不是原來他的那些讀者。這就要求他寫得簡單明白。周作人為文，固然追求簡單平易的境界，這卻不是通常小報副刊文字要求的那種明白暢曉。當年他談二三十年代的美文，稱胡適、冰心的文字是明暢一路，好固然好，卻還不是他最欣賞的文章，他所欣賞的，是文章於「簡單味」之外，還有「澀味」，照他的標準，這才有回味。所謂「澀味」，至少對周作人而言，根底里乃是源於他的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這些都已是不合時宜的了，不管是什麼樣的懷疑，哪一意義上的悲觀，政治的，歷史的，即使是人生觀上的也不行。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國的天當然更加明朗，也就要求一切的書寫都是明朗的。周作人的文章以「寄沉痛於悠閒」為特徵，此時「悠閒」暫時還有存身之地，「沉痛」則是斷斷不可的。所以周作人也要讓他的文章明朗化。不能說《亦報》隨筆因此就沒有一點回味，不過「苦雨」、「苦茶」之苦顯然被儘可能地過濾掉了。
情調上的苦澀之外，文字上的澀也在儘量過濾。「為工農兵服務」的導向尚未貫徹到《亦報》這樣的都市小報，可報紙擬想的讀者群的要求在悄然改變周作人的文風——我指的是他紆曲的文風，令其遣詞造句趨於通俗化。文字上的明朗化，說來也簡單，便是有話直說，周作人的文章恰恰是徑一周三，言近旨遠的。《亦報》隨筆可能是周作人散文中寫得最明白如話的文章。將文章寫得近於說話，是周作人欣賞的一種境界，但他的「話」里其實頗多句式的周折和文言成分的化用，這些此時都大為收斂，顯然他不能繼續「不佞」下去了。
如此看來，為《亦報》撰文的周作人，是，也不是那個原來的周作人了。說是，是因為資深一點的讀者一看便知，這仍然是知堂文字，別人寫不出來；說不是，蓋因這個周作人是打了折扣的，此前他的文章沒有這麼寫，以後有了機會，比如在境外發表《知堂回想錄》，他也不會這麼寫。是故《亦報》隨筆是周作人對周作人的一次偏離，倘若不是為稻粱謀，順乎自然地寫下去，周作人的文章會是怎樣的面目呢？時勢沒給他這個機會，不過要想像一下也不難——大約是曾被林語堂等人詬病，也為很多人激賞的「文抄公體」吧？說他此時進入了寫作的又一高潮期，若不按量化的標準，那就唯有在一個意義上成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