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說到梁思成，但多數是說作為建築學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許更加懷念這位建築學家，如果北京城的規劃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辦，北京將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這一切都不可能了，人們拆牆的時候，不會想到他，推倒牌樓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那是一個一切新的都好，一切舊的都糟的時代，梁思成是無能為力的。今天回頭一想，人們只好嘆息。當時的氣氛下，拆了城牆，推倒牌樓，還算是走得不遠，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論，連故宮也應該拆掉。我在1955年10月的《學習》雜誌上，讀到一篇《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何祚庥），文中這樣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見該雜誌17頁）我讀到這裡，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書生，除了有專業知識，還有什麼呢？
過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經歷，以及當年與中國知識界的交往，他不應該退得那麼快，或者說，跟得那麼緊。1952年梁思成在《光明日報》上寫過一篇文章《我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對祖國造成的損害》（4月18日），在這篇文章中他把能潑的污水全都澆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應該拋棄的，一個讀書人寫文章自我作賤到如此程度，實不多見。但這類文章，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留學歐美經歷的知識分子身上，幾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沒有寫過這類的文章。這些文章，初次讀的時候，我先懷疑是否他們親筆所為，再是懷疑這類文章可能都是組織上逼出來的。這些文章雖然各有角度，但幾乎都像是一個人做的。梁思成1952年寫的這類文章肯定不止這一篇，這一關他算是逃過來了。
經過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說該是一個新人了，但奇怪的是1954年梁思成在當時《新建設》、《建築學報》上發表的有關建築的學術論文又差不多都是堅持自己固有的觀點，甚至就是在1952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說過：「使藝術服從材料結構就是削足適履。」這樣的話，在當年是多麼不合時宜呀。從這裡我想到了一個問題，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順應，甚至公開表態，寫文章作賤自己，但在內心深處，那些融入血脈的東西，是不願或想放棄也無法放棄的。梁思成是這樣，其他人也大體如此，而且有時你會發現，在當時愈是毫無遮攔作賤自己的知識分子，內心好像愈頑固，我有時就想，也許他們早已把那種作賤自己看成一種無法不進行的遊戲了，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為什麼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還在使用自己舊有的武器。
1955年前後，梁思成的建築理論基本被否定了，隨後而來的1957年，梁思成也逃過來了。在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讓人想起1952年他自我批判的時候，不過這回他批判的多是當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從《新月》的舊帳里拿出一些東西，批判羅隆基。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中度過的。眼見著自己早年的朋友一個個從政壇和學界消失，梁思成內心是怎樣的感受呢？這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了。
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國青年》雜誌上寫了一篇長文《一個知識分子的十年》，文章一開始就說：「1949～1959：多麼令人心花怒放的10年！多麼幸福的10年。」（17頁）文中還引述自己寫的一首詩：「十年教誨沐東風，東方紅日暖融融。舊皮還須層層剝，身心才會真透紅。」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時期該發生的一切都發生了，思想改造運動發生過了，《武訓傳》也批判過了，還有胡適，再加一個胡風，這樣就到了1957年。隔過一個大躍進，梁思成就寫出了前面這篇文章。他的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呢？一個出身名門，修養極好的大學教授在自己感到萬分幸福的時候，難道他的內心就沒有波瀾嗎？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樣也是我們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困惑。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