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有機會鳥瞰隋唐的長安與北宋的汴梁，將會發現，這兩座城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格局與氣質。長安城方正、規整，街道筆直如削，以直角交錯，將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區）與東西二市（商業區），宛如一個個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全城的坊、市、道路、城牆均呈左右對稱。白居易形容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很傳神。毫無疑問，這是嚴格按照圖紙，憑藉權力的巨大動員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來的。為追求恢宏大氣、整齊劃一的審美效果，長安城的規劃甚至寧可與平民的生活脫節，以致到了盛唐之時，長安城內南部各坊，居然還「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顯得不怎麼規整了，不但城牆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見。汴河斜斜穿過城郭，借著汴河所帶著的交通便利、貨物往來與人煙湊聚，沿河一帶慢慢演變成汴梁城最繁華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來是那麼擁擠、喧鬧、嘈雜，但又富有生氣。城牆之外，也自發形成熱鬧的市鎮，與城內連成一片，所謂「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這樣的城市格局，與其說是行政權力「規劃」出來的，不如說是民間社會「生長」出來的。
兩種不同的城市風貌下面，隱藏著兩種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長安保留著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區與商業區分開，有坊牆相隔離。街道是不准擺攤開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東西二市中；並實行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散市後即關閉市門；而且「居必求其類」，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門「昏而閉，五更而啟」，禁止市民夜行，「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牆已不知什麼時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起。今天我們展開《清明上河圖》長卷，那種繁華氣息仍能撲面而來：東京城內外，店鋪鱗次櫛比，商販旅人云集，酒樓歌館遍設，商業廣告滿街，瓦舍勾欄布於鬧市。
今時，有網友PS出來的一組惡搞圖片《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畫面中，不知從哪裡來了一隊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販抱頭鼠竄，原來繁花似錦的汴梁街頭，立即變得空蕩蕩，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塗在牆壁上的刺眼的「拆」字。這組在網上流傳甚廣的PS圖片戲謔地諷刺了一把當前社會的「城管現象」，令人拍案叫絕，在會心一笑之餘，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當如何維持。這個問題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擾過處於城市化進程中的宋代社會。
其實，宋代是有「城管」的——當然那時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們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清明上河圖》中的護城河平橋處，就畫有一個小販，在路邊支了一把遮陽傘，擺了一個小攤子賣西瓜，沒有什麼「大火鍋」來干涉他。不過，如果汴梁的商販占道經營，嚴重妨礙了交通，街道司還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遷」。作為一個具有「自發成長」性質的商業城市，擁擠與喧譁似乎是汴梁城與生俱來的性格，因為坊市制所代表的嚴厲管制已經失效，商業的力量必然引導著人們往熱鬧的地方匯聚，競相開設商鋪、侵占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無窮，在當時，這叫做「侵街」。因為侵街嚴重，以致「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面對商業城市發育初期的秩序混亂，宋政府專門設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維護，乃至動用強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都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遷記錄在文獻資料中並不鮮見。比如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據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總結出北宋政府「搞拆遷」的幾個特點，這對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無啟示。
首先，對侵街的權貴並不姑息。權貴掌握著權力資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當於城建局局長）段仁誨在家門前修築了一道垣牆，侵占景陽門街，宋太宗大怒，「令毀之，仁誨決杖（處以杖刑）」。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為「京城衢巷狹隘」，宋真宗詔令謝德權「廣之」，即負責拆遷工程。謝德權「先毀貴要邸舍」，以致「群議紛然」，連皇帝都頂不住了，下詔叫停，謝德權卻堅決不從，說：「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碰上這種牛脾氣，宋真宗也拿他沒辦法，只能「從之」。於是謝德權將權貴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後恢復「禁鼓昏曉之制」。禁鼓，即街鼓，是從前坊市制的配套設施，昏曉各敲響一次，提示坊牆城門的閉啟時刻。其次，對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夠考慮到他們維生不易，而顧全他們的生計。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又如元祐五年（1090年），給事中范祖禹上書宋哲宗，說，雖然「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
為適應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街市，宋政府還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我們現在看《清明上河圖》，在虹橋兩頭，就樹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了公共運輸。
最後，對皇城擴建、皇帝出巡可能導致的拆遷，宋代君主表現得比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欲廣宮城，詔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罷」。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車駕行幸」，儘管當時街道狹窄，仁宗卻沒有下令拆遷、封路什麼的，而是簡化了儀式，「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在等級森嚴的皇權時代，這簡單有點不可想像。又如南宋時，高宗說：「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輦是轎子，輅則是皇帝的專用禮車，要用四至六匹馬來拉。臨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輅，勢必要拆遷太多人戶，宋高宗不願意因此大搞拆遷工程，便主動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規格。
不管是設「城管」，還是「搞拆遷」，無非是在「自發的繁榮」與「管制的秩序」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放在宋代的時代背景上，這裡還隱藏著一個歷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還是順應時勢之發展，尊重市民社會之形態，並忍受一定之代價。對於城市的主政者來說，那種整齊劃一、井然有序的審美圖景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經試圖恢復坊市制，如謝德權重設禁鼓，便有此意。但這種與市民日常生活為敵的審美秩序，終究阻攔不了內在於市民生活的自發秩序，坊市制最後還是不知不覺間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們突然發現，「二紀（近二十四年）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掌禁鼓的官職）廢矣」。到北宋中後期，宋政府對市民的侵街建築，也很少有「過當拆屋」的行為了。這意味著，北宋政府已經承認既成事實，在自發生長的市民社會之前，克制住權力的衝動。
《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北宋繁榮景象，就是這樣形成的。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