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了「立場」的農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兩立，到了這般田地，動員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當然，很難估量跟著紅軍走的農民的真實想法。即使據中共自己人當時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當多的農民實際上是害怕紅軍，贛東北地區流行一句話：「莫惹紅軍，惹了遭瘟。」[16]
誠然，中共能夠在農村發動革命，前提是近代以來，農村社會與經濟的衰敗與戰亂和變革造成的鄉村秩序紊亂。然而，即使存在這樣的社會條件，想要在農村發動一場在一般農民看來屬於造反的農民革命，並非易事。對於那些真正的莊稼漢來說，分財主的土地糧食和財物，雖然有一定的誘惑力，但顧慮依然很大。
所以，這裡就用得著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的「革命先鋒」了，那些在鄉里「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流氓無產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衝鋒陷陣的作用[17]。當時蘇區的共產黨人也承認，「在紅軍初到來時，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來的大部分是些富農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層工農群眾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過去的政權機關完全是被富農流氓把持」[18]。
其實，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農流氓這種「階級成分」，之所以這麼說，一是要強調「階級觀點」，二則很可能是那些流氓無產者通過革命，變成了富農（浮財撈得比較多）。由於土地革命本身並非意在土地，流氓無產者的先鋒作用，使得運動在財產（主要是浮財）的剝奪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濃厚。
以至於動員起來的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往往更在意財產的掠奪和再分配，導致蘇區對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內部反富農的鬥爭一浪接一浪。每當紅軍攻城拔寨之際，總有大批的農民挑著空擔子，準備一旦城破，就進去發財[19]。
二「打土豪」經濟及其局限
這種急功近利的動員模式，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產生了蘇區的「打土豪」經濟。由於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於動員，甚至為了動員而犧牲經濟，而蘇區為了生存，養活軍隊和政府，又必須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因此，一種畸形的經濟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打土豪」經濟，其表現形式主要有二：對內是均貧富，採取不斷革命的方式，削平蘇區內部的出頭者以取得資金財物；對外則通過不斷擴張，或其他方式掠奪白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富裕者（包括商戶）
在整個蘇維埃革命時期，後一種形式是主導性的；前者的發展，往往受到後者的影響和刺激。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紅軍叛將龔楚，回憶說紅四軍之所以南下贛南閩西，是由於「井岡山的附近地區已民窮財盡」，要想維持下去，必須占領較大的城市，解決補給問題[20]。當時的湘贛邊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裡，說得更明白，井岡山地區的殘破，主要原因是紅軍的政策[21]：
因為紅軍經濟的唯一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的崩潰。
然而紅四軍南下，開闢了大片新區之後，打土豪的方式依舊，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徑依賴，到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到相當規模時依然如此。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1930年在給執委會的報告裡說到：（紅軍）軍隊的糧食和服裝供給問題直到現在還都十分混亂。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在最好的部隊裡基本上是通過向城市資產階級徵收服裝料、縫製費和資金及徵用地主豪紳和高利貸者財產的辦法來解決的。
報告人憂心忡忡地指出[22]：
隨著紅軍數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問題就要求有新的解決辦法（顯然需要某種徵稅方法），同時它將成為軍隊和蘇區農民相互關係中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顯然，只要紅軍的擴張勢頭尚好，在根據地內部發展正常的經濟模式來解決紅軍的補給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認真的對待。不僅紅軍補給依賴打土豪，就是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經費，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歐陽欽關於江西蘇維埃的報告中，承認「各級政府的經費仍然是過去所謂打土豪來的。」
[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頭四個月的工作總結中指出，江西蘇區「財政的主要或者說唯一的來源是『打土豪』，而對於土地稅商業稅的徵收，及發展蘇區的經濟政策是沒有的」[24]。1932年紅軍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戰果達到了頂點，幾乎所有店鋪，包括著名華僑資本家陳嘉庚的店鋪，其貨物都被無償徵收[25]。左右江根據地，為了打開交通線，利於通商，
紅七軍第三營營長雷祝平以私人關係，電邀南寧、那坡打商人黃祖武（黃恆棧的老閭，經營百貨及船航業）來百色商量，但他乘輪剛進入蘇區到達果化，即為紅七軍政治部下令第一營逮捕，認為他是一個大資本家，那坡打的黃恆棧即行沒收（據說有一個連長在黃恆棧拿了許多金條，發了洋財），還要罰款30,000元，用鴉片繳納，始得釋放[26]。
在「打土豪」的視野里，紅軍原有對民族資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經化為烏有，這對後來根據地的貿易，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應該說，在1929到1931年紅軍發展較為順利的時期，由於大規模的軍閥混戰頻仍和國民黨政府對應失策，紅色區域經過土地革命的深度動員，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對外擴張總的來說還比較順利。
新開闢的紅區，特別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滿足了紅軍的補給需求。這種凱歌行進的擴張，也使得紅軍更加注重用擴張的方式，打土豪來解決自身的補給問題，輕視根據地內部的生產恢復和發展。在占據了相當大的區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後，內部建設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動員模式慣性行進，不間斷地肅反、反富農路線、反右傾，內部的整肅和革命一個接著一個。這樣，原本就因地權動盪和缺乏生產激勵的農村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農民為了避免出頭，被人當富農來共產，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幾乎沒有人願意多種地，只要自己家人夠吃就行。各個根據地，都出現了大量田地拋荒的現象，愈是老蘇區，拋荒田地愈多[27]。當時有的中共文件稱之為「農民怠工」。有的則認為產生這種現象是由於侵犯中農亂打土豪的錯誤，「以及分田分得次數太多，使群眾一般的走到安貧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觀念」[28]。
然而，到了1932年，國民黨政權逐步敉平了各地軍閥的反抗，穩定內部之後，紅軍的擴張勢頭就逐漸遭到遏制。蘇區面臨的圍剿的軍事壓力，逐年增大，與之相伴的政治與經濟封鎖也日趨嚴厲。在這種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為慣性並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蘇區內部惡劣的經濟狀況，也不容紅軍很快改弦更張。各個部隊調整了打土豪的方式，採取派小部隊不定期進入白區的方式進行。龔楚這樣描述這種「游擊式打土豪」方式[29]：
他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籌糧、籌款、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為到「白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糧食，而且可以吃一頓豬牛肉下酒。他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後，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徵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豪的家裡，將其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牆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劫淨盡。要是土豪家中還有人留在家裡，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罰款，甚至槍斃處死。
不過，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變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長腿的，財產可以隱藏、轉移，加上白區的防範愈來愈嚴，因此，打土豪愈發困難。土豪難打，但軍隊和政府的開支又必須解決，各地的地方部隊各行其是，各顯神通，於是大量的搶掠和綁票行動出現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稱綁票為「越界吊羊」[30]。
更有甚者，搶掠綁票的對象，並不一定限於有錢人，有的時候，甚至連窮人也被捉來罰款，「向貧農強借米物」，以致被白區人民呼為「游擊賊」[31]。據曾志回憶，她的丈夫陶鑄，就曾綁過一個地主的孩子，得到贖金3,000多元[32]。
這樣的「打土豪」，勢必會引起國民黨統治區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對紅軍和蘇區的敵視，這就是所謂的「赤白對立」（或者紅白對立）[33]。絕大多數資料在提到「赤白對立」的時候，往往要加上「嚴重的」或者「非常嚴重的」這樣的定語。
傳統的中共黨史學解釋，往往把蘇區的經濟困難歸咎於國民黨的封鎖，其實，蘇區多在落後山區，像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這樣地方，山巒重迭，交通不暢，而且地域遼闊，切實實行封鎖無疑是很難的。
恰是這種嚴重的「赤白對立」，才將蘇區真正封鎖起來。黃克誠在談到蘇區沒有鹽吃的問題時說過，國民黨的封鎖，固然是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把私商這條線也割斷了，等於自我封鎖起來，這樣就只好沒鹽吃。」[34]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總結這段歷史時，也曾對那時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進行了反省，將之視為蘇維埃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35]。
三過度動員與蘇區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嚴峻的情勢面前，蘇區領導人意識到了發展蘇區經濟的必要，各種稅收相繼開徵，名目繁多的捐獻和攤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稅、農業稅和商業稅之外，還有人口稅、養牛稅、屠宰稅、米谷稅、雞鴨稅、養豬稅、賣豬稅、園藝稅和飛機捐、慰勞捐、互濟會捐、反帝大同盟捐、節省糧食捐、新劇捐、歡迎捐等等，再加上攤派的公債。
此時蘇區的人，顯然不能再說，「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這樣的謠諺了。同時，中共也開始注意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只是由於前一階段打土豪的結果，很少有商人敢來蘇區交易，蘇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及礦產品難以輸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鹽難以輸入；只有跟廣東軍閥，才能做點交易，也是杯水車薪。作為解困的一種方式，蘇區也開始花大力氣組織生產和糧食以及消費合作社，試圖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來解困。
自1933年8月以後，各種合作社的數量和參加人數都成倍增加，然而，這些合作社，由於存在「嚴重的缺點」，效果並不明顯，糧食合作社連「應有的調劑糧食的作用」都沒有起到[36]。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蘇區開始濫發紙幣，結果導致「蘇幣」的信用大跌，以至於蘇區不得不開展「擁護國幣運動」，提出「革命群眾用革命紙票」之類的口號，並對拒絕使用蘇幣的人加以嚴懲[37]。
事實上，由於蘇區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一直不高，頻繁的分地以及鬥爭，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戰亂破壞，民間基本上沒有多少余財。常規手段顯然不足以滿足紅軍和蘇區政府的需要。
日趨嚴峻的「鬥爭形勢」，往往更容易誘發人們的激進情緒，傾向採用更加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式，即過度動員的方式，高壓手段，解決目前的困難。「過度動員」的概念，是陳永發先生提出來的，但過度動員的產生，恰是打土豪經濟的內在邏輯。一方面，他們認為在嚴酷的戰爭壓力面前，只有不斷肅反和相應的「殘酷鬥爭」，才可以保持蘇區軍民尤其是軍隊計程車氣和凝聚力。
同時，為滿足軍隊的需求，也要藉助更加嚴厲的階級鬥爭工具，採用政治鬥爭和「運動」（查田，反富農），借強力從事徵收。顯然，這兩方面，都有蘇俄在十月革命後內戰時期的「成功經驗」。不過，不管蘇俄經驗起了多大作用，現實刺激還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處在革命現場的領導人，表現就愈激進，這就是為什麼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要遠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傾」的緣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閩西就有「肅反籌款」的說法[38]，1933年以後，更是變本加厲，所有反革命的家產，一律沒收，把肅反當成籌款的一種手段。不過，由於肅反對象不見得有錢，所以，更有聲勢的是反富農運動。此時的所謂富農，其實都是「新富農」，是土地革命之後有富餘的農戶。
按中共當時的說法，凡是從事小規模經營，飼養家畜，「分田時留肥短報，以及利用政權侵吞公款等」有了「多餘存積」的人，都是富農，「過去一般中農及貧農中一部分，已經開始轉變為富農，同時有一部分中農及貧農，雖然目前還未成為富農，但他們卻含有或多或少的富農剝削，因此腦子裡也有富農的幻想與企圖。」[39]所以，這些人都是運動的對象。1933年以來緊鑼密鼓進行的查田運動，實際上就是反富農運動，其核心內容，就是籌款。
「查田是查階級，要把隱藏的地主富農查出來，不但查出來，而且要向地主罰款，向富農捐款，從經濟上去消滅地主，削弱富農，這是我們的主要政策，同時使蘇維埃財政得一很大幫助，因為目前急需籌得大批款子去接濟紅軍的費用。」具體方法則是，「地主應該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農不必捉人，只嚴催交款，但頑固反抗的富農，也可以捉他起來以便催款。」[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