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張鳴：紅軍長征之迷】「海陸豐蘇區剛一開闢，十幾天功夫，海豐一個縣就有豪紳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殺，沒有死的紛紛外逃……海陸豐的行刑大會，不僅喊口號，還吹著衝鋒號，行刑者揮舞著鋼刀……血腥可以喚起革命熱情，只要殺戒一開，參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傳統的黨史歸因於王明、博古的臨時中央在政治和軍事指揮方面犯了左傾錯誤。自延安時期到今天，儘管細節有所變化，但這一解釋的基調卻一以貫之。國外學者的話語形式和立場不同，但基本上沿襲了這一說法。
這種解釋的核心，把失敗的原因定位在軍事戰略戰術的錯誤和領導人的教條主義傾向。就中共而言，這種說法所隱含的邏輯是，左傾錯誤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只有中共的獨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有毛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國革命。顯然，這種說法，實際上構成了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史解釋學的核心部分，是毛澤西及其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然而，近年的相關研究已經證實，中X共黨內其實並不存在著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集團；所謂左傾錯誤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澤西主政江西蘇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其中的肅反錯誤，所謂左傾領導人並不比毛澤西走得更遠[1]。
事實上，這一時期紅軍之所以相繼從主要的根據地撤出，進行逃跑式的「戰略轉移」，標誌著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失敗。這個失敗，實際上是中共這一時期革命與動員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而其政治和軍事策略的失誤，在正宗的中共黨史解釋學裡，被過份誇大了。
一革命動員與土地革命模式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人上山做「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動和武裝冒險失敗之後無奈的選擇。然而，中國當時前現代的經濟、交通與通訊狀況以及軍閥割據的形勢，給這種「農村道路」提供了空間。即便如此，在沒有「革命形勢」的情形下，要想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個難題，非有非常手段不能奏效。
在動員手段和形式的選擇上，進入農村的共產黨人，最初選擇的是「燒X殺政策」，即把所到之處的富人殺光，所有的房屋燒光，先將農民這種小生產者變成赤貧，然後再驅使他們革命。在中共黨史上，這種政策記在瞿秋白的帳上，其實它帶有非常明顯的蘇俄內戰時期輕視農民的印記。這種做法迅速激起了農民對共產黨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廢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進行革命動員，不僅具有歷史上的延續性（跟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銜接），而且在「均田」的表達上，也有國民黨政府所無法全然否認的合理性（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
但是，土地革命的實質，絕非共產黨和農民之間在土地上出現給予和支持的交換。首先，農村的危機，未必在於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產黨給予土地，在農民看來，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給予土地的好處，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險，在農民看來肯定是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給了農民土地，農民也未必會跟著共產黨走。
所以，所謂土地革命，在運作過程中，必然是「均貧富」的過程，或者說，對富人的剝奪過程，而這個過程，必然伴隨過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變成了一種由頭或藉口。實際上，共產黨人首要的目標是要動員農民起來跟他們革命，而非借革命來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所以，動員才是土地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而對於動員而言，均貧富式的剝奪和暴力的氣氛，是絕對必要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蘇區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個紅色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執行對地主（實際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給出路甚至肉體消滅的政策。在「分田地」的問題上，較早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根本就沒有提富人分地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蘇維埃審查批准，「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得酌量分與田地」[2]，但同一時期閩西特委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依然規定，反革命者及家屬不分田[3]。
次年，這個土地法受到蘇區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為蘇區正式法令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則明確規定，「被沒收的舊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權限」；「富農在被沒收土地後，可以分得較壞的『勞動份地』」[4]。實際上，所謂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是蘇區一以貫之的政策，即使個別地區不那麼過份，也會在隨後到來的糾正「右傾路線」的鬥爭中被「糾正」。
對於能夠享有分配土地權利的農民，中共在具體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當時有兩種分配意見，一種是按勞動力分配，一種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種意見主要考慮如果不按勞動力分配，在蘇區就會造成「有力者無田耕，有田者無力耕」的現象，造成「經濟恐慌」。而後一種意見則認為平分對動員有利。毛澤東主張後者，他認為，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平分，才能「奪取整個群眾」，而「初起來的區域」尤其應該按人口平均分配[5]。
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也認為，雖然按勞動力分地可以增加生產，但目前「爭取群眾」「發動鬥爭是第一位」[6]。顯然，分配土地僅僅是動員的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長的幾年裡，「土地分配了無數次」[7]，地權頻繁變動，其意不在給農民土地，而是為了動員之便。每分一次土地，都會打倒新的富農，還會增加農民對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依附感。
當然，僅僅分地達不到動員應有的深度，必須有暴力和暴力氣氛。所以，對富人的肉體消滅，尤其是現場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陸豐蘇區剛一開闢，十幾天功夫，海豐一個縣就有豪紳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殺，沒有死的紛紛外逃。
一時間，海豐、陸豐兩縣，逃到汕頭和香港的達萬人以上[8]。紅四軍南下，開闢新區，閩西地方黨組織暴動響應，「開宗明義的工作便是繳槍殺土豪燒契三種」，「土白暴動三四天內殺了四五十人，而（龍）岩永（定）兩縣革委成立後，日日都有幾十土豪反動份子被農民捆送到前來，致縣政府臨時監守所常有人滿之患。統計（龍）岩、永（定）三縣赤色區域中自鬥爭後到現在所殺土豪總在四五百人以上。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的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部肅清是可以說的。」
[9]海陸豐根據地有「七殺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倖免[10]。湘贛蘇區土地革命，將「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說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預先除掉[11]。贛西南蘇區，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12]。沒有被當場殺掉的富人家屬，如果沒有逃走的話，活命的可能也是沒有的。川陝根據地的文件《糧食問題回答》中，就有這樣的內容[13]：
問：地主豪紳的家屬是否留點生活給他？
答：地主豪紳整窮人，不管窮人死活，現在蘇維埃只是要窮人個個有吃有穿，地主豪紳家屬集中起來在蘇維埃監視之下做工開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糧食給他們。
不僅如此，殺人的時候，往往要造成某種血腥恐怖的氣氛，開大會公審，當眾處決。海陸豐的行刑大會，不僅喊口號，還吹著衝鋒號，行刑者揮舞著鋼刀，「一刀一個，排頭砍去，很爽利的頭顱滾地」。甚至還有婦女組織的「粉槍團」，在
幾千人的大會上，用紅纓槍「刺進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鮮血四濺。」
[14]顯然，血腥可以喚起革命熱情，只要殺戒一開，參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蘇維埃政府要撥給兩塊大洋賞給施刑的赤衛隊員，半個月後，不須要賞金，赤衛隊員要殺一兩個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殺就這樣被點燃，然後升級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