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習近平在新年講話中深情地說到：「我也是出身農村的……」，這位大明的開國皇帝也不時強調自己「朕本淮右布衣」，還頗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年輕的鄉村生活寫進了《皇明祖訓》，讓後世子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最重要的是，這位太祖皇帝在心底深深地鄙夷商人。他把農業稱為「本」，把商業、手工業稱為「末」，認為「崇本而怯末，則國計可以恆舒」。
因而在他的時代里，法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
甚至在那個時代里人們想要經商都不可能。國家壟斷了鹽茶貿易，商人要申領專賣許可證才能貿易，稱作「鹽引」,「茶引」。經商的稅率也很高，這讓大明朝的民營企業家們走投無路，只好破產轉行。
儘管重農抑商影響了經濟發展，可是作為封建地主階級代言人的朱元璋的想法還是超前地與當今共產主義中國的偉大領袖不謀而合，他也向臣屬們不斷強調：「治國理政絕不能以經濟效益為出發點，不能滿身銅臭味。」
基於對民營資本的仇恨與忌憚，朱元璋便拿了富可敵國的沈萬三開刀。他先是要沈萬三出資資助國家修長城，然後又要求沈萬三資助都城的修建，儘管沈萬三誠惶誠恐地捐出了真金白銀，最後還是沒能博取皇帝的信任，皇帝反而覺得他富可敵國隨時可以組建軍隊犯上作亂，沈萬三於是因富獲罪坐了大牢，發配邊疆。大明版馬雲落了個「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的結局。
眾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建立在契約精神的基礎上，而契約精神植根於商業。對於一個規則的破壞者，沒有什麼比契約精神更讓其憎恨的了。習青少年時代受到的洗腦教育沒有告訴他資本在社會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他所熟知的就是商人的利潤都是不勞而獲，剝削他人這些破產的共產主義教條。這種骨子裡的鄙視，是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加上毛澤東時代洗腦的結果，也是習近平不斷打擊民營企業家企圖馴服資本的思想根源。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來，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是可怕的。因為這些民營企業掌握著大量的消費者信息,而且有能力為民眾提供表達不同意見的平台，而這些體制外的企業是完全不受控於他的，若不加以整治則必然會與他背道而馳。於是他便清洗了一批民營企業家，阻止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還發明了黨支部進入民營企業和進入外資企業這樣令人跌落眼鏡的昏招。
三、明太祖的反腐與禁言
由於忌憚權貴與資本結合動搖自己的絕對皇權，明太祖殺起貪官來決不手軟。
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一案接一案。牽連的官員數以萬計。大明帝國總書記制定了世上最嚴酷的刑法，他諭示：「貪腐者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髮、文身，罪之甚者歟！」
許多官員因貪腐被剝了皮。可是貪腐卻越反越重。嚴酷的刑罰只是鼓勵了更多的人誣告異見者，導致冤獄橫行。
不過這也沒關係，大明的總書記自有辦法。他設立了錦衣衛。錦衣衛由皇帝直接指揮，只對皇帝負責，他們名義上是監督官員貪腐瀆職行為，實則負責監視官員的一舉一動，看他們是否忠於皇帝。錦衣衛形同秘密警察，集偵察、審判、動刑於一身，而他們自身的權力卻不受任何人監督，這令各級官員噤若寒蟬，只能以消極怠工，自我審查等手段保全自己。
除此以外，大明帝國總書記深知僅僅靠恐嚇下級官員是不能保證他們忠於自己的。
要長久統治，必須統一思想，征服天下讀書人。他首先把孟子趕出了孔廟，並下令修改《孟子》。
什麼「民貴」、「君輕」的言論必須下架。怎可培養百姓的人權意識呢？
他訓示下屬說：「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就是說，百姓不過是關在籠子裡雞鴨豬狗，待養肥了就拿出來吃肉便是了，不需要給他們有尊嚴的生活，有人的待遇。
這種割韭菜的思想顯然被後世的共產中國總書記學以致用，推向極致。
還有那些不肯合作的讀書人，連沉默的權利也是沒有的。蘇州有兩個書生姚叔閏、王諤,被舉薦去當官，他們委婉地拒絕了朝廷的任命，結果落了個斬首抄家的下場。
這樣踐踏讀書人自然引起了知識精英的反感。不過這難不倒大明皇帝，他一句話就剝奪了讀書人的言論自由。：「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
還好當時的中國沒有網際網路這個亡黨亡國的東西，不需要網警出面刪帖封號，為大明省卻了許多維穩費用。
對付讀書人，朱元璋總是不按常理出牌。因為沒有文化，自卑心理作怪，他總是懷疑讀書人諷刺他，因而對一切他看不懂的文字都過敏。杭州儒生徐一夔上《正旦賀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就起了疑心，懷疑臣下用一個「光」字譏諷他曾經是剃光腦袋的禿驢。而「生」字與「僧」字諧音，這不是明擺著看不起他曾經做過和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