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後，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連續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兩篇長文，對於習近平的經濟和外交方面做出重點說明。
經濟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政府行政部門技術官僚的管轄領域，習近平的個人職權範圍則更多地在於黨史、政治意識形態和大戰略。但是，隨著黨的機器越來越多地控制國家經濟部門，中共關於國家和市場作用的政治辯論，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中國本土金融危機之後，習近平逐漸對市場經濟失去了信心，它導致中國股市價值暴跌近50%，直到2016年才最終穩定下來。
習近平為了增強黨對私營企業的影響力，中共政府開始獲得私營企業的股權，國家也鼓勵成功的企業家投資國有企業，在更大程度上將市場和國家結合起來。
與此同時，中共經濟規劃者設計出「經濟雙循環」，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共想在所有經濟領域自力更生，而想讓世界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共。
2020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種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通過這種方案，富人「自願」將資金重新分配給國家支持的項目，以減少收入不平等。到2021年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顯然已走到了盡頭，「改革開放」被一種新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觀念取而代之。
外交
習近平還利用民族主義，取代了鄧時代標誌性的韜光養晦，對於民族主義重要性的認識，早在習上任初期就顯露出來了。
2013年，中共正式放棄了鄧小平自1992年以來傳統的「外交方針」，即中共應該「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永不當頭」。習近平強調了「國際力量對比」的快速變化和「東升西降」，這是超越美國的委婉說法。
習近平的說辭不僅是理論上的，還是許多外交政策的基礎，這些前任領導人不可想像的。
比如，中共在南中國海進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島並派駐軍隊，無視早先宣稱的不駐軍的公開承諾。對台灣島的海上和空中封鎖進行了模擬演習。中共還通過多次中印邊境衝突，加劇與印度的邊境爭端。
中共在打擊國外批評者方面，也變得更加咄咄逼人。2021年7月，北京首次宣布對西方膽大妄為批評中共的個人和機構實施制裁。「戰狼外交」也鼓勵中共外交官公開攻擊所駐在國政府，這與中共過去35年的外交實踐大相逕庭。
習近平的共產意識形態，讓中共致力於建設一個習所說的「更公平、更公正」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以中共而非美國實力為基礎，並反映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更加一致的規範。
比如，中共一直在推動取消聯合國決議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權的內容，並建立了一套新的以中共為中心的國際機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和上海合作組織，以此對抗並最終取代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對「更公平」世界的追求，也讓中共在全球南半球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場和民主治理的「華盛頓共識」。北京還在世界範圍內，向諸如厄瓜多、烏茲別克斯坦和辛巴威等拒絕西方傳統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廣泛提供監控技術、警察培訓和情報合作。
習近平的致命弱點
習近平的致命弱點是經濟，習近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觀念的執著，幫助他鞏固了個人權力，但同樣的意識形態立場，也造成了中共難以解決的困境，特別是經濟增長的放緩，使中共與人民的長期社會契約受到質疑。
習近平加強黨對私營部門的控制，擴大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的作用，通過再分配尋求「共同富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增長可能會萎縮，這是因為商業信心的下降，將減少私人固定投資，以應對日益增長的政治和監管風險。科技、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尤其如此，這些行業在過去二十年中一直是中國國內主要增長引擎。
由於受到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和經濟自給自足新理論的影響，中國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也在減弱。在國內，中國的商界精英被反腐運動、黨控制的司法系統的任意性、以及越來越多的知名科技巨頭先後政治失寵所嚇倒。同時，中共的「清零政策」加劇了經濟放緩。
但無論今後發展如何，習近平不放棄他的意識形態，意味著對美國及其盟友是又一次考驗。面對當前不斷展開的意識形態之戰，西方要想獲勝，就必須從根本上重現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則，西方領導人必須在自己的言行中捍衛這些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