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的肅反運動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由共產黨黨魁發動的殘酷的政治清洗運動，而迫害對象都是自己的「革命同志」。這其中有一個叫蘇子元的人，他的人生中既經歷了蘇共的肅反，又經歷了中共的文革；他曾被蘇共以間諜罪等關押、流放了18年，回到中國後又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其九死一生的經歷，讓人止不住一聲嘆息。
成為蘇共特工 工作成績斐然
蘇子元1904年出生於遼東省遼中縣，1925年在奉天加入中國共青團，後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中共哈爾濱特支改建地方委員會，蘇子元被選為宣傳幹事。
1927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借調中共黨員組建情報組，蘇子元等5人被選中，他們被送到蘇聯列寧學校進行培訓。三個月的學習中，俄國教師教會了他們一些軍事常識，以及地形、地圖的測繪方法。
自此，他們歸屬於蘇共指揮和管理。蘇子元作為蘇共的特工被派回中國後，主要是搜集東北軍和日本人在東北的情報。他們採用各種方法，將東北軍和日軍的編制、番號、武器裝備、駐防和調動的情報，以及哈爾濱地區的軍事設施、兵營和軍需工廠等情報，傳遞到蘇聯。
1929年9月，蘇子元又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學習。學校秘書跟他說：「以後學校黨支部或別人問起誰派你來學習的，你就說共產國際知道，別的都不必說，不要談你給蘇聯紅軍工作過。」
在這裡，重點教的是如何滲透和顛覆現政權的理論與實踐，如：瓦解現政權的武裝力量；各種游擊戰、巷戰、爆破等戰術；輕武器和自動武器的保養和使用技術等。
對於特工人員，還進行一些特殊技能的訓練，如將秘密文件甚至是密碼本完全記憶在腦中；還有如何向不同人介紹自己；多嘴的害處；對本國、他國同志的態度；如何通信；在公共場所的舉止；如何向醫生描述病情；個人物品的保管；諜報工作與照相等；甚至還專門學習《共產黨員面臨偵查和審判時應該怎麼辦》的課程。
1931年，蘇子元正式轉為蘇共黨員。同年4月，蘇子元與朱少驊結婚，朱少驊是湖南武岡人，曾在武漢、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由王若飛派往蘇聯學習。
1931年暑期，蘇軍派蘇子元到遠東特別紅旗軍第四科工作，他在伯力接受了回東北建立齊齊哈爾地區情報網，設立秘密電台的任務。
九一八事變之後，蘇共派遣了大批在蘇聯各地培訓的中國學員回國投入情報工作，據蘇聯方面的數據，僅截至1928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養了1119人，中國部培養了462人，軍政特別班培養了687人。」這些人都被派回中國，或協助中共，或協助蘇共，從事對國民政府的滲透、瓦解工作。
1932年3月，蘇子元在齊齊哈爾建立了以龍江醫院為掩護的情報組，齊齊哈爾電台開始工作。龍江醫院內院長、醫護人員等都是地下特工，蘇子元等人發展的情報人以「病人」身份住進醫院，接受共產特工的培訓，「出院」後，又各自發展人員，並建立了多處交通站。最終建成輻射瀋陽、哈爾濱和靠近蘇聯邊境的扎賚諾爾、二卡及綏芬河等地的情報交通網，通往蘇聯的地下交通線也擴展到六條。
1936年7月，蘇子元在伯力又接受了新的任務，情報局長派西伯利切夫（蘇子元）同志去華北工作。任務是以北平為中心在華北、內蒙、東北南部等地組織情報網，在北平建立電台與伯力聯繫，選撥工作人員送伯力培訓，並在上海籌建對蘇聯的海運交通站，搜集華北國民黨軍隊及日本駐軍的情報。
蘇子元以東北流亡難民身份來到北平，他時常在東北流亡學生中活動，還能夠接近軍界要員，工作開展得頗為順利，他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嘉獎。
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關押、勞改和流放
1936年，史達林在蘇聯發起了肅反運動，這場大清洗運動中約有130-150萬人被判刑，幾乎占蘇共黨員的一半，據估計，有30-40萬人被處決。蘇子元也成為這場大清洗運動的目標，此時，蘇聯紅軍總參情報局和伯力情報科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已經在肅反中身陷囹圄。
1937年7月，蘇子元接到蘇聯紅軍總參情報局駐中國使館武官沙赫夫的通知，命令蘇子元「一個人設法回蘇聯」。
由於當時東北進入蘇聯的交通線全部被封鎖，從上海秘密去蘇聯的海上交通也被斷絕，經外蒙從新疆去蘇聯又需很多路費。蘇子元想了各種辦法，最終他在武漢漢口拿到了蘇聯簽證後，輾轉廣州到達香港，當他在香港登上開往法國的輪船時，已經是1937年12月23日。
1938年1月29日，他乘坐巴黎到明斯克的火車到達蘇聯邊境。在明斯克入境檢查時，他登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姓名：蘇軍總參情報局西比里切夫蘇子元。當他到達莫斯科時，他看到的卻是兩名蘇聯內務部人員的冰冷麵孔和嚴格的身份核實。當天蘇子元就被押送到新莫斯科「紅軍之家」旅館軟禁起來。
1938年2月4日，蘇子元被逮捕並送進盧緬科監獄。他將這裡描繪成「殭屍陳列館」，因為每個牢房裡的人都一言不發，只是從服裝上辨認出來他們大多數是軍官和軍政人員。後來，他被押送回了他多年工作過的老地方——蘇聯遠東紅旗軍所在的伯力。
蘇子元在回憶錄中寫道：「就這樣，結束了我在蘇聯軍隊（紅旗軍）10年情報工作的歷史。回顧這10年的工作，應當說是有成績的，從個人單幹獨闖（1927-1929）到負責組織（1931-1937），在蘇軍總參情報局的檔案中，成為有功績的工作人員。正因為這樣，才成為蘇聯肅反工作的對象。」
在伯力，蘇子元被提上內務部的法庭，他發現自己遭到了幾個人的栽贓和陷害，第一審是與伯力情報科副科長伊里亞沁克對質，第二審是與之前的同事范某對質，其在供詞中將蘇子元誣陷為日本間諜，蘇子元怒斥對方，范某神色絕望，囁嚅著說：「你，你以後也會這樣乾的。」果然，蘇子元也被利誘要求為原遠東紅旗軍總司令布留赫爾（加侖）等人提供假供詞做偽證。
後來在流放時，一個遠東紅旗軍的前軍官告訴蘇子元，布留赫爾（加侖）早叫契卡幹掉了，據說他死在遠東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
1929年，以「中東路事件」為因由，布留赫爾（加侖）曾親自指揮遠東紅旗軍發動對中國東北多地的侵略戰爭。
1939年4月14日，在遠東軍司令部軍法處的法庭上，蘇子元終於見到了分別3年的妻子，他看到朱少驊蒼老了很多，精神有些恍惚，總是以驚異的眼神盯視著自己。
檢察官宣讀起訴書，蘇子元被無中生有地定了叛國罪、間諜罪等四大罪狀。雖經蘇子元逐條申辯並記錄在案，但法庭還是宣布判處蘇子元死刑，判處朱少驊10年徒刑。蘇子元氣得當場昏了過去，被冷水潑醒後，蘇子元提出要上訴。
1939年6月11日，蘇聯最高法院軍法廳將蘇子元改判為15年，朱少驊改判為5年。
肅反運動高潮是在1936-1938年，數據顯示，1937年被槍決35萬餘人，1938年32萬餘人，1939年4201人，1940年1936人。蘇子元因路途艱難，輾轉半年時間才到達莫斯科，而這也恰恰救了他的命，如果1937年7月能夠直接成行，很快到達莫斯科，那麼在當時混亂的局勢下很可能就會按所謂「三人團」專政方式，不經任何法律手續被判死刑立即執行。
自此蘇子元開始了勞改、流放生涯。先是在干斯克木材分公司的勞改營里修築鐵路支線、集運木材，他學會了瓦工手藝，並在木刨工具機上失去了四個手指，又被派到伙房燒火。
1945年10月，蘇子元被發遣到布拉茨克苦役營。這裡關的都是判了重刑的犯人，周圍是重重鐵蒺藜的圍牆和多個高高的瞭望塔，蘇子元在苦悶、孤獨、與世隔絕中，陷入神經病態中。
1952年9月4日，蘇子元刑期終於結束，然而，期盼的自由並未得到，他又被關進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內務部的監獄，這裡關的全部都是勞改滿期的「自由」犯人。10月18日，他們這群有幾十種國籍的百餘「自由人」隊伍，又被送到北葉尼塞流放區。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了。蘇子元在同伴的鼓勵下，不斷地給各部門寫申訴信，並給中共駐蘇大使館寫請求回國的信……1955年9月29日，駐蘇中共使館來信說，蘇子元的回國申請已得到國內批准。
12月25日聖誕節，他接到了一紙通知書，上面寫著：「撤銷原判，恢復自由」。經過了在蘇聯18年的監禁、勞改和流放，面對這個時刻，他有點承受不了，癱在椅子上半天才恢復過來，他問：「還有我妻子，她怎麼樣？」「跟您一樣，自由了。」
1956年1月10日，蘇子元在干斯克流放地的集體農莊找到了朱少驊，此時距離兩人1936年分別已相隔20年。朱少驊1947年才離開干斯克勞改營，成了無國籍居民並在集體農莊勞動，蘇子元看到，她跟自己一樣，也老了，缺乏陽光的極地生活使她的臉分外蒼白，眼眶下已經長出兩隻眼袋，眼睛裡透出遲鈍的光，木木地看著他……她收養了一名東北鄂倫春族的孤兒莉莉，孩子只會講俄語。
反右和文革中繼續遭迫害
1956年3月，蘇子元帶著妻子和女兒回到北京，他看到北京盛開的迎春花，仿佛剛剛歷經了長期嚴酷寒冬的人迎來了春天一般，生活似乎灑滿了陽光。他開始了國際電台對外部的編輯工作。
然而，這種生活並未持續多久。1958年反右運動開始，蘇子元身邊的不少人成了「右派」，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他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如何進入共產主義的步驟問題。
1960年1月，他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工作被停止了。
1965年4月，他退休了，但從單位拿到退休證之後，他又被送到甘家口街道接受監督勞動。
1979年9月，蘇子元被平反。這是他第二次被共產黨錯判後平反。但他的妻子卻沒有等到這一天，朱少驊已經於1968年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了。
結語
中共從蘇俄共產黨處繼承的不止是意識形態，更有黨的鬥爭哲學和整人手段，以及獨裁政權的暴力和謊言欺騙，蘇子元九死一生的經歷，更說明共產黨的邪惡，不管是服從其高壓統治的順民，還是為其奉獻終身的黨員，最終都逃不過共產黨的鐵拳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