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40萬博士生，他們每個月的收入僅有3000多元」。
這是近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第七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的發言，劉元春提出，中國博士生的收入不高，建議給他們的年收入增加10萬元，這樣每個月收入能達到1萬塊錢，使其能安心進行研究，同時也能正常支付生活支出。
這並非公共場域裡，第一次有人呼籲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早在2007年，時任國務院學位辦主任、中科院院士楊玉良就曾在一次論壇上提出，國內博士生的生活過得「不體面」，倡議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十年後的2017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博士研究生國家助學金補助標準，「你有錢不給學生，拿它幹什麼用？」
同年，財政部教育部發布通告，強調提高博士生國家助學金資助標準，中央高校博士生從每生每年1.2萬元提高到1.5萬元， 地方高校博士生從每生每年不低於1萬元提高到不低於1.3萬元，由此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補貼再增長約250元。
不過，那一年不僅成為近十年來的唯一一次系統性博士生漲薪，且結合十年內經濟水平與物價、消費的增長速度，博士生的收入仍然很難維持在大城市的體面生活，甚至低於不少城鎮的最低薪資標準。
2022年7月，一名網友在人民網的留言火了，他稱30歲左右的博士研究生每個月只有1500的補助，生活壓力大，且省內沒有針對博士生的科研基金項目可供申請，希望省里對博士研究生多一些關懷，增加省級助學金、獎學金和在校生的科研基金。
博士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身份上依然是學生，經濟與心態方面的壓力，卻早已脫離輕鬆的學生時代。
真實的博士生人數其實也早已超過「40萬」。2021年，中國在讀博士首次突破50萬大關，達到50.95萬人次，每年畢業博士人數在7萬人左右，2022年，全國在讀博士或將達到56萬。
提高博士生待遇，顯得更為必要。
01
30歲，在讀博
去年11月，入學三個月後，西南一所醫科大學的博士生李淼終於收到了一次性發放的三個月補貼：3300元。目前她念博二，收入也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
實際上，除了每個月1100元的「大學生助學金」，李淼還能收到每年15000元的學業助學金，但這剛好是每年博士生學費的金額，而且隨著讀博年限產生變動。李淼念博一時是固定每人每年15000元，但博二以後，便只有二等獎學金或以上才能拿到15000元，三等獎學金則只有12000元。
學校里還設置了每年3萬的國家級獎學金，但一個學院只有三個名額，競爭激烈。
讀博時的收入，不同學校會有不同。在中山大學某社會科學系專業念博二的學生易雯，則每月都能拿到2500-4000元，其中包括固定的1500元國家獎學金、1000元學校獎學金，以及不固定的課題經費，即他們俗稱的「勞務費」。
而在上海，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理科專業的博二學生蔡煒，則在博一時就能拿到每月4000餘元補貼，到了博二總計已能達到6-7萬的年收入，在全國的博士生收入範圍內，都算得上第一梯隊。因為住在學校，生活開支低，蔡煒甚至還攢下來了5萬多，這是不少同齡博士生都不敢想的。
2021年12月，蔡煒的補貼收入
目前，中國博士生補助大致由四主要部分構成：國家獎學金，學校獎學金，導師分發的科研經費補貼，或還包含其他SCI論文或項目補貼。
其中，最不固定的課題或科研經費，受學校、城市、專業及導師等因素影響差異最大。
蔡煒每月可以從導師那裡拿到1000元左右的勞務補貼，但他知道同系其他導師手下讀博的一些同學，即便在今年春天上海封控期間，也能拿到逾千元固定補貼。蔡煒的補貼加上額外的助教費用，也沒有自己室友每個月單獨拿的導師補貼多。
易雯每月能拿到做助教、課題助理的勞務費不固定，但很少超過1500元。「勞務費完全取決於導師對你的定位如何，他給你的任務重要一點，就分到多一點課題經費」，易雯說。
另外，導師的資質、年齡也會影響整個課題小組能爭取到的經費，易雯的導師是個年紀較大的教授，「拿到重要課題的機率比學院裡其他教授稍大一些」。
除了導師因素，不同學科對課題的要求差異極大，比如生物理工等由實驗占比為主的學科，則不得不考慮實驗耗材等變量對經費的占用。
比如讀醫科的李淼，由於醫學科研課題的經費往往緊張，除去實驗耗材等硬性開支外，能剩下來分發到學生手上的常常所剩無幾了。
李淼在一次通宵完成實驗後，發了動態
李淼今年30歲，已婚，自稱「高齡博士」。在讀博之前，她在一家三甲醫院工作了三年，好在有了一定積蓄，算下來剛好夠維持三年基本生活開支，不必向父母伸手要錢。
醫生這一行業需要晉升，對學歷有著嚴格的要求——這也是推動李淼辭職讀博的直接原因。「我們這個專業，大部分人讀博都是因為工作要求，沒有博士這個頭銜，就擋了很多路。」據她所知，班上的博士生，從84年到94年的、從已育兩孩到未婚未育的，來讀博的原因都八九不離工作要求。
醫學生的學業壓力在所有專業里都算靠前，每月1000元左右的微薄收入，更成為他們面臨的最難科研課題之一。
與李淼同校的博三學生陳深，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得不在高強度的學術壓力下，堅持兼職家教多賺每月400元費用。
由於陳深所在的專業院系不提供課題勞務費，他的每月收入便只有固定1100元的獎學金。而近一年來，隨著實驗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緊，家教兼職也沒空去了。
陳深的一天，從早上不到7點起床到晚上11點幾乎連軸轉，與高三生沒有太大區別，而這還不包括偶爾在實驗室過夜的情況。
雖然住在學校，但由於實驗室在校外，陳深必須每天出入學校，不僅會產生交通、飲食等各種費用，路上還要花去他前後三個小時，「沒空去想忙不忙、窮不窮」。
02
讀博的底氣
讀博兩年來，易雯買過最貴的「奢侈品」是一個700多元的投影。
她原本很滿意自己的投影機，但有一次，她到一名已經工作了三年的本科同學家里作客，對方買了一台2000多元的名牌投影機，易雯驚呆了，「那個畫質音質就像4K，對比起來我這個就是360P」。
易雯不是一個愛攀比的人，但從朋友家回來後，她也再也沒打開過自己的投影。
那種來自同齡人的直白落差仍讓她唏噓，「我二十七八歲還過著二十一、二歲的生活」。
評價收入水平高低離不開支出。對大部分博士生而言，生活的固定開支莫過於食與宿，而這兩項都隨著地域與城市差距區別巨大。
比如，在境外或國外讀博的補貼，平均而言通常高於大陸。而在美國馬里蘭州念理工科博士的李奎雖然每個月能拿到手3000美元補助，卻依然存不下什麼錢。學校不提供宿舍，光是租房就要花去他每月1400美元，加上自費的保險、伙食、交通，一月下來也所剩無幾。
蔡煒和易雯的學校宿舍都是固定1200元/年費用，但蔡煒的宿舍是雙人房，待博三後還能升級到單人間，並且閔行區相較上海市中心消費水平更低，蔡煒覺得收入恰好能維持一份比較體面的生活，「也暫時沒有買房買車這類大的開支需求。但我的同齡人，沒有讀博的，就基本上都得面臨這些壓力。」
與蔡煒不同，由於不願住學校的四人間宿舍，易雯自己在校外租了一套兩居室，與室友二人分攤3400元房租。但就在今年春天，室友退租了，易雯不得不自己負擔所有房租。
母親會幫她分擔其中2000元，只不過偶爾也會微生埋怨，脫口而出「你都這麼大了」，沒有說完下半句，但易雯已經心領神會了，便不再好意思向父母開口要錢。
為了儘可能使緊俏的收支平衡，易雯將自己的生活嚴格限制在「必要」範疇內，比如能不去就不去市區、不看電影。
平時，她也會接一些文書寫作、英語家教方面的兼職，好的情況一個月可以額外賺2000元左右，但也可能幾個月都接不到活。
住在家裡的李淼省去了住宿這一塊的費用，吃飯在學校食堂，也大體能控制在每天30元左右，不過，作為一名年屆三十的獨生女，李淼感受到的壓力不僅來源於拮据的經濟收入和科研，也來源於家庭與個人責任等方面。
為了讀博，李淼暫時中止了生育與買房的計劃，同時，她不得不面對父母身體健康狀況在下降的事實。比如去年，李淼的母親做了一個小手術，李淼力所能及地出了一半手術費，但如果是以前工作時，她能拿出更多。
學生時代或許可以重來一次，父母卻在不可抵擋地老去。
一個年近三十歲的博士生或許會不可避免地發現，雖然身份仍然是學生，但他們要考慮的東西早已不能局限於學生思維了。
其實易雯最初從未考慮過「讀博能拿多少錢」的問題，讀博也是全家人都毫無保留的選擇，她是抱著求學心態進入高校的，但發現「讀著讀著就陷入了一種窘境」。
她感到「二十七八歲受窮和二十出頭受窮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年輕時「一窮二白」似乎理所當然，也可以給自己打氣「莫欺少年窮」。但讀博後，同齡人都在社會上得到了不同層面的成長，易雯發現，不論在生活還是學術上，自己都很難「有底氣」。
不過，現在她需要關心的不是「當教授」，而是「先畢業」。易雯了解到，本校約有30%的博士生會延畢，而延畢後的學年，是沒有任何補貼與獎學金的。
「也就是說，可能在即將邁入30歲的時候，沒錢了。」
03
「科研不是一個人的事」
「博士階段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很特殊的，大部分人讀博都在25-30歲，對醫學生來說，這個數字還要再往上增加，正處於成家立業的時期，也正逢父母退休的時期，如果還要為生活壓力和家庭等各方面去發愁，如何全身心投入學業科研？」
陳深感到疲憊不堪，但他只能硬著頭皮往下走。這兩年內，他深刻感受到醫學圈裡流傳的一句話：「家裡經濟情況不好的，千萬別學醫，因為你耗不下去。」陳深知道周圍不少博士生同學都還在接受家裡的資助和補貼，但他沒有這個條件，必須榨淨每一分每一秒，才能兼顧學術與生存。
念社會科學的易雯同樣發現，身邊的博士同學「幾乎沒有一個是家庭條件差的」，包括她自己。
雖然父母偶有微詞，但至少易雯的家庭總體是可以支撐她讀完四年博士的。在讀博之前，易雯還去英國讀了個研究生，每年學費加上生活費需要三、四十萬人民幣。
湖南一所985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坦言，他的博士生大多都只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交完學費後打點零用，沒了」。他知道一些學生回家和返校，只能坐鐵皮火車硬座，幾十個小時。作為鮮有課題的純文科中文專業，更是位於所有專業里補貼「鄙視鏈」底部。
有時候，學術理想或可抵消一部分經濟方面的困厄。易雯記得自己念本科時的一個教授，就是在成家婚育後去讀博，帶著妻兒在北京住了好幾年地下室，好在最後「熬出了頭」，當上了教授。
某種程度上，那位教授的現狀，也是易雯的夢想。她能想到博士畢業後最理想的去處，就是留在高校當老師，她喜歡相對自由、純粹的學術環境。
留在高校同樣是蔡煒的目標。實際上，當初碩士畢業後，蔡煒已經應聘並成功與一所長三角的中學簽署了協議，準備去中學當老師，但就在入職前夕，他的博士申請忽然通過了，便果斷選擇了改道，重回高校。
對蔡煒而言，博士更像是一種為理想生活作出的選擇與努力，他喜歡高校里相對自由、年輕、有創造力的氛圍。
目前，他正著手申請學者交流項目，可以拿著獎學金遊歷其他國家與學校。但就在前不久，他發去郵件的一位荷蘭高校老師婉拒了他，理由是目前學校各方面的經費緊俏，「（荷蘭）通脹率漲了20%，CSC（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出國讀博）給的1350歐元補貼也太低了，（他們）很難再招收學生。」
陳深認識一些在其他省份讀博的同學，多的每月能拿到6000-7000元補貼，這份差距讓他驚掉大牙，他認為自己有資格獲得更多補貼，「建設國家的是我們這些學生，不是日入好幾萬的明星。」
他也希望本科畢業就能在一個崗位上發光發熱，待遇足夠養家，但既然選擇了學術這條路，就只能追求更高的價值與目標，況且，「科研不是一個人的事，也不是短期的事，無法一蹴而就，不能急功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