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給身陷運動之廣大中國人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對於後代子孫了解中國歷史的最陰暗一刻，亦有著絕妙而深遠的啟示作用。
那個時期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衷心信仰共產主義，對於毛澤東，更是五體投地地崇拜——毛澤東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成為人們心中的宗教。很多人們忘我地勞動，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皆為有此信仰所支撐。然而，善良的廣大人民群眾不知道，一場由毛澤東發動的殘酷政治鬥爭，正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醞釀中，最終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浩劫。
「批評與自我批評」惹的禍
「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是毛澤東倡導的（出自毛澤東對《關於檢查官僚主義的決議》）。而正是由於一次來自黨內的正常的批評，使得毛澤東決意最終發動打倒與他意見不同的劉少奇的群眾運動——文革。請先看以下記載：
從1964年開始，他（按指毛澤東）授意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康生抓意識形態的大批判鬥爭。1月19日，常委會開會，毛澤東說：「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他說：「四清」是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好。毛澤東一愣，很不高興，很不滿意，也很生氣，陡然扔出一句話：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王波2012年2月13日悅博副刊57期）
既然是黨內討論，應該容許有不同意見。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劉少奇的觀點與毛澤東不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劉少奇當著與會代表的面，直接與毛澤東的觀點商榷，這本來是毛澤東所倡導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的一個體現，它能讓黨內同志看到領導人坦蕩豁達之胸懷，正是營造一個真誠開放的政治氛圍的大好機會；平心而論，劉少奇的判斷更接「地氣」，而毛澤東不但不與對方商榷，竟不容分說地扔出了「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之斷語，將意見分歧定下了敵我矛盾的性質，這就為他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運動，埋下了伏筆。
毛澤東這種定性之法，是很霸道的，它能給對方造成一種很大的震懾。就在中共中央1964年12月15日召開的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怒吼，展現得淋漓盡致：「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在同志之間公然要打倒對方——若不告訴此話的出處，敬愛的讀者，您能想像這是偉大領袖的語言嗎？
當然，作為一位領袖，毛澤東更多時候會擺出一種虛懷若谷、寬宏大度的姿態。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他建國後，還教導黨員們：堅持正確路線，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罷官、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而事實不幸證明，毛澤東自己，恰恰是不能稍加觸碰的一隻「老虎」，恰恰因為盛怒之餘，他開除了與其意見相左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黨籍，並使全國數不清的人們陷入了「殺頭」、「坐牢」、「罷官」、「老婆離婚」的悲慘境地。
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做到「五不怕」，是毛澤東對全黨的激勵；而這種批評精神若是對著毛澤東自己，那麼，則對不起——「動一個小指頭」打倒就是了。這就是毛澤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奇妙邏輯，亦是其心口不一、出爾反爾的品質特徵的鮮明體現。
側面迂迴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煞費了一番經營。這次對劉少奇，已經不像歷次打倒「反黨集團」那樣輕而易舉，更不像對「彭德懷俱樂部」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由於在大躍進中的嚴重失誤，和反對彭德懷以後繼續推行錯誤政策，已經給國家造成極大損失，毛澤東本人的威信在黨內開始降低；而在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調整下，國民經濟免於下滑，因而劉少奇之聲譽提高，是自然之理。筆者兒時就常常聽到「三年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街頭巷尾之言（這十一個字，來源於毛澤東自己對劉少奇的多次讚美）。因此，宣稱「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對方的毛澤東不敢輕易對自己長期稱賞的劉少奇發難。林彪就曾經生動地描繪了毛澤東彼時的焦急心理：「這樣下去，人家就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面對自己在大躍進中闖下的大禍與來自黨內的質疑，毛澤東或爽快承認錯誤，獲得人們的諒解；或為了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將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打倒。他走了後一條路。他選擇了從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作為突破口。而對於彭德懷，毛澤東其實是最覺理虧的。在1965年私下約會已被打倒的彭德懷，他已透露出了這一心態：「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作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性格強勢的毛澤東，居然在被自己定性的「反黨集團頭子」面前羞羞答答承認「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而明知真理「可能」在彭德懷一邊，卻偏偏以彭德懷為文革突破口，以真理的名義來發動、激勵人民，這一舉動，反映了毛澤東的陰暗心理和孤注一擲的賭博心態。此時，心事重重的毛澤東做好了「摔得粉碎的」的心理準備（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先從對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之批判開端，這是一種巧妙的曲折迂迴之策略。先由姚文元受命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匯報》），蠻橫攻擊吳晗是要搞什麼「翻案」。而毛澤東在1965年12月21日與陳伯達等人談話時，則直接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之批判吳晗要為彭德懷翻案的隱秘目的為何，全國的黨員們，對此一無所知，更不要說全國人民了。可憐的冤大頭吳晗只不過是毛澤東尋找戰機的一個突破口而已。
以彭德懷為突破口來搞運動，毛澤東此刻已經為他的文革悲劇埋下了種子。如毛澤東自己所預言：歷史將證明真理在彭一邊，那麼，他發動文革時，已經是理不直，氣不壯，只能用搞得「天下大亂」之非常手段來亂中取勝了。文革中那些非理性的、暴力的種種行徑，當然含有諸多因素，其中，毛澤東由於底氣不足，心虛理虧，而急於發動一場暴風驟雨式的鬥爭，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接下的鬥爭矛頭直指「鄧拓、吳晗、廖沫沙」之「三家村」的全國性批判運動，使國人吃驚不小，但是人民是永遠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的；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社論出現時，毛澤東正悄悄接近他的目標——國家主席。
用直接拿下彭德懷的震懾之法來對待劉少奇，毛澤東已經不自信了，但思維靈活的戰略大師毛澤東，對於自己在廣大的工農群眾中的威望，還是十分自信的。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廣大群眾，特別是發動那些從呀呀學語起、在課堂上就視毛澤東作為聖人的廣大青年學生，用搞得「天下大亂」（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一封信）的方法，並以文化革命的名義，來打倒對手，這是屢屢用人民戰爭方法立於不敗之地的毛澤東突發的奇妙靈感。
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吹響了文革的號角。1966年2月7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內容略），強調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後被毛澤東授意下的《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否定了；緊接著，5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一「反黨集團」，確定文革的鬥爭方向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此刻舉國上下如醍醐灌頂——彭真等政治局委員已經被揪出來，看來文革的目標大體實現了；而誰也未曾想到一條更大的魚——劉少奇在等待著毀滅的命運呢！
此刻，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潮。人們感戴偉大領袖——為使他們「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毛澤東洞察了彭真反黨集團搞復辟的大陰謀。這次揪出「彭羅陸楊」，更大提高了毛澤東在國人心中的威望，為「揪出」劉少奇，邁出了成功的一步。
突然襲擊對待劉少奇，毛澤東採取了聲東擊西的策略。1966年5月16日，在授意制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他把領導文革之事託付給劉少奇等人負責，自己早已巡遊南方、暢遊於長江了。在運動如火如荼、緊張無比的情況下，文革發動者毛澤東理應坐鎮北京，親自掌舵，而他卻在暢遊長江水的「閒庭信步」之中，蘊藏深沉的謀算——他等待著劉少奇「犯錯誤」的時機。至於劉少奇犯什麼「錯誤」，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身在南方的他，深沉地賦詩一首《有所思》，其中有云：「憑欄靜聽瀟瀟雨」——不管劉少奇怎樣主持領導文革，毛澤東都會找出他的錯，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兩個月以後，毛澤東露面了，他回到了北京。以傷感、憤慨的語氣說道：「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而事實是，在一片混亂情況下，劉少奇不過派了工作組，去遏制失控的局面和內亂的苗頭而已。此刻，劉少奇似乎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欲打倒自己。他對學生們頗為困惑地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得知了南巡歸來的毛澤東的盛怒態度，劉少奇急忙去毛澤東住處，欲意匯報解釋，這時他被告知毛澤東要休息，吃了個閉門羹。毛澤東託辭休息拒見劉少奇之舉，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它表明，毛澤東對長期和他共事的戰友的決定性打擊的時刻馬上就要來到了。
毛澤東在本年8月5日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鋒芒突指劉少奇，終於露出了他揭露走資派的真實目標。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站立的劉少奇被冷落在一邊，無異於被預判了悲慘的結局；而毛澤東在此刻仍然在玩弄迷惑著昔日的戰友，他主動找劉少奇談話，要對方「好好學習，保重身體」，要劉少奇讀幾本書，介紹了德國學者海克爾寫的《宇宙之謎》，法國哲學家、醫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漢代的《淮南子》——完全是一種老朋友的親切姿態。
然而，一向用兵如神的戰略大師毛澤東，轉瞬間，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之魄力，對劉少奇作了最後致命一擊。7月18日，江青等組織批鬥劉少奇大會（毛澤東人在幕後，給人全不知情之感），緊接著，於10月13日至31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以神奇的速度，在中共8屆12中全會上，給劉少奇安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布「永遠開除出黨」。毛澤東並默許黨刊黨報對他自己曾經高度評價過的劉少奇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發表）大力批判，直至劉少奇的悲慘死亡，從而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對國民的大忽悠
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奪回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引發了一場惡性的全面內戰。在最高層，毛澤東奪了劉少奇的權，在九州大地的基層單位，奪權的惡戰亦如火如荼展開。各個階層之人，都親眼目睹或經歷了對權力爭奪的大浩劫。權力，是對人性的一種大誘惑。尤其是那些對權力本來就憧憬渴望之人，為奪取「革委會」權力，不擇手段，醜態百出。毛澤東對於劉少奇之奪權的不由分說的野蠻、殘酷態勢，深深影響了文革運動的走向。在國民之爭鬥、奪權過程中，明察暗訪對方出身者有之，抓住對方話語失誤、無限上綱者有之，互相謾罵、勢不兩立，乃至大規模武鬥者有之。竟使得很多地方局面無法控制，最終動用軍隊，以「軍管」的形式才平息下來。而一貫以鬥爭方式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最初並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興奮地說：「現在打死幾個人（黎按：豈止幾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你（指林彪）說的這次運動損失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還說，「現在江蘇、安徽天下大亂，我看到後很高興！」（1967年7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時談話）毛澤東對生命隕落之冷酷態度，以及對天下大亂之過節般的歡喜，正暴露出了文革的毫無人道的本質。
劉少奇倒台後，毛澤東打倒了眾多的戰友，包括由他首肯的、在黨章里寫下的接班人「親密戰友林彪」。在臨終前的一段時間內，他意味深長地把其侄子毛遠新作為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並有心讓其妻子、政治局委員江青做黨中央主席（美國學者揭秘：毛澤東晚年曾考慮過讓江青繼位——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張雄）。但毛澤東深知，江青「積怨甚多」（1974年11月10日毛澤東告誡江青語），他也應深知將最高權力交給江青會帶來什麼後果，因而未能施行，懷著難言的遺憾離開了人世。此刻文革的大忽悠本質在深知內情的國家領導高層已經難以掩蓋了，毛澤東非常信任的接班人華國鋒，審時度勢，抓捕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帶有嚴重暴力特色的文革，最終由暴力（武裝逮捕四人幫）方式終結，耐人尋味——極端的行為必然會得到極端的回報。毛澤東帶領國人以極左的方式大批孔子的「中庸之道」，最終在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面前敗下陣來。
毛澤東在文革中指示全黨、國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而恰恰是毛澤東自己，在大躍進中闖下大禍後，使用各種不光彩手段，以「反黨」、「復辟」等罪名，打倒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以至於國民經濟到達崩潰邊緣，在所不惜——凡此所為，損害了中國人為人之基本道德，也違反了黨紀國法。一個最高領導人的性格，對國家、社會的影響，非同一般。文革中出現的人與人之間的口是心非、背信棄義、落井下石種種惡行，皆與毛澤東對他的戰友、同胞的冷酷無情之行為影響有關。
在文革中，毛澤東送給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輕人以「革命小將」的榮耀，縱容他們的抄家武鬥諸種行為；誇張工人、農民最有知識，賦予他們以進駐學校、管理知識分子的權力；並創造出憑貧苦出身，推薦工農上大學的空前絕後的制度，使得億萬國人相信知識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竟成為共識……以上違反人情之舉動，皆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對國人的大忽悠，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是登峰造極的。這一大忽悠，為「焚詩書」、「愚黔首」的秦始皇所自愧不如；更讓在「斧聲燭影」後榮登帝位的宋太宗望塵莫及。毛澤東在文革所作所為，極大地破壞了誠信之基本準則，製造了大量假話、空話、大話；當今社會如欲將「假大空」之惡習遏制，肅清文革之餘毒，正是題中應有之義也。
文革期間，毛澤東被讚譽為「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而且是「偉大導師」——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空前創造。中國古代帝王，作為一國之領導，大都以孔孟之學為核心的傳統思想為指導，不敢國人精神上的導師自居。「偉大導師」提法的出現，使得毛澤東成為了一尊神而無所不能，將「政教合一」推向極致。毛澤東在神壇上揮動巨手，領導全國人民「同步口譯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甚至發動國人奮勇「批孔」，挖掘中華文化的祖墳，而同時將自己的思想，延伸到廣袤的世界與歷史的時空主宰中去。毛澤東思想被稱為「馬列主義頂峰」，毛澤東本人被稱為「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他將「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之階級鬥爭「核心價值」觀，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破壞了中華民族社會和諧之傳統。林彪對「毛澤東指導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為毛澤東像章之題詞）的讚頌，雖然在時間概念上荒謬可笑——人類歷史上無數人民革命早在毛澤東誕生以前就發生了，然而它恐怕是最能讓毛澤東滿意的。在毛澤東心目中，他的思想可以穿越時空，照耀整個人類上下幾千年的文明史。
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長達十年時間內，能驅趕八億人於內戰之中，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限於篇幅，在此不論。而毛澤東在文革中之動機，決非如他曾對身邊護士所說：「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也決非所謂「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在文革過程中，充滿了陰謀、陷阱、野蠻、暴力，到處是冤屈，恥辱，咒罵，死亡；請問，過程如此卑下，動機能崇高嗎？我們還是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思考吧：「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