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個多月的隔離審查後，阿車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獄，五花大綁，再扣上手拷。力大過人的三位民警，竭盡全力將阿車士加強捆綁力度，扣上兩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垻的水泥地上曝曬數小時。直到看守人員飯後換崗時才得以鬆綁。雙手因捆綁過緊，時間過長而血脈受阻，導致尺神經、撓神經嚴重受損而失去功能不能動彈很長一段時間，幾致殘廢。進入看守所後，因他是被列為「頑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處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進沒開窗口、沒有光線、空氣污染，周圍潮濕的單人牢房中關押。死牢中沒有光線，全是黑的，24小時中不知道何時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時是黑夜。只知道腳鐐金屬撞擊聲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開門放風。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燈睡覺。何況連，死牢中氧氣不足，呼吸困難，有被悶死的危險。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裡，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線下，一個身材矮胖、嘴臉鐵青、滿面兇相、酒氣熏天的人，帶著兩個看守民警把他帶到行刑室，那裡掛滿腳鐐、手銬、棍棒及血跡斑斑的繩索等刑具，還不開口訓話就突然拔出手槍用槍口猛擊他的心臟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來時那人大聲吼道：「把電台交出來！」阿車士感到莫明其妙。此前在隔離審查幾個月中，從來沒有提出過「電台」問題。而此時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於是橫下死心，理直氣壯地反問說：「電台是什麼？我沒有見過！你們為什麼害人？你們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腳踢、棍棒交加，叫來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稱是《中央社》記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號腳鐐在他的光腳幹上釘牢後，強迫他在室內拖著腳鐐來回跑步，直至被腳鐐磨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一周後的一個深夜裡，從碧江縣警局看守所帶到怒江州公安總局的一間辦公室里。進門時看到牆角中布滿棍棒、繩索、瓦渣和剩著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為殘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將降臨到自己的身上。大約深夜1點左右，阿車士尚未立穩，就被踢翻在地，「把電台交出來！」的吼聲，在屋子裡震盪。
阿車士重複在碧江縣警局的痛罵，怒江州公安總局副局長李春（主持工作）惱羞成怒，強行逼壓他跪在早就鋪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棵長木棒，橫壓在他的雙小腿中部，木棒的兩頭各踩一人，使盡全力、狠砸他的雙腿時，他疼痛入骨、慘叫連天，只覺得眼前一片黑蒙、一陣耳鳴，休克昏死後，他們用冰冷的水把他潑醒。李春說他裝死而獰笑。接著改用繩索，將他的雙手扭向背後合併交叉，用繩索的活扣套上，繩索的左右兩頭對站二人，捏緊繩索，四人合力拉緊擠榨他的雙手時，又一次疼通鑽心、眼冒火花，耳聞蟋蟀叫鳴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為惡毒的是，當時州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名幹部全然不顧法律的尊嚴，執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對著阿車士的頭顱打來，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該絕，打來的致命重棒被橫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擋住而倖免於難。否則阿車士的頭顱瞬間被打出腦漿，魂歸上蒼，阿車士的後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樣，只能領到三百元的撫恤補助金了。也不會有去人追究行兇犯罪人員的法律責任。
如此種種暴刑，仍然沒有滿足他們的欲望，他們終於亮出經過精心炮製的妻子馮金庭的「口供」證據時，阿車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頭腦轟鳴，如同「五雷轟頂」。善良樸實的母親已被牽連，老人家年紀大、身體弱，無論如何也過不去嚴刑拷打的逼供關。為了不讓她老人家受刑慘死，決定利用到自己家鄉尋找所謂「電台」的押解途中，找機會跳河或投江，與押解人員同歸於盡，以示抗議，以此了結牽連母親的遺憾。於是答應和他們一道去尋找所謂「電台」。
阿車士在州公安總局被施酷刑後的第三天，在兩名公安人員的押解下去「追尋電台」。當時沒有公路，他已經作好絕死的心理準備，只等機會來臨。快到河水洶猛、亂石林立的子冷河，準備過橋跳河時，由於此前一位叫田鴻基的被冤去挖「電台」，曾從此橋上跳河自殺，他們早有防備，把阿車士置於二人中間，用捆著他的兩股麻繩一前一後拉上，再加上手銬已把他的雙手反扣，過橋時無法抱住押解人員跳河同歸於盡。當天行至子冷甲鄉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牆角上撿到一片鋒利的罐頭鐵皮藏於鞋內，準備待押解人員入睡後，趁黑夜用它來割斷自己的頸動脈血管自盡。
但是入睡前經驗豐富的押解人員又把阿車士的雙手反扣上，讓阿車士睡在他們二人中間而不能割頸自殺。第二天繼續前行至里吾底村對面的江邊，準備乘小木船渡江時，押解人員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兩把劃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劃板的兩頭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穩住，又加上繩索捆綁，手被反扣，乘船過江而未能投江自盡。至此他已失去自盡或與押解人員同歸於盡的機會。正處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絕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後一條路上，佯裝逃跑，讓押解人員開槍打死，但也無法實現。到里吾底村見到母親時，母親告訴他，和同村的冤民開付賣、木阿用、趙國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車士想，在州公安總局被嚴刑不過4天，說「阿車士已經供出母親藏匿電台」，毫無根據，全屬謊言。為了尋找憑空杜撰的「電台」，州公安總局已挖掘過美國傳教士的墳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
就在前幾天，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的木順江帶學生到怒江實習，也被捲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電台」時，他逃跑抗議被押解人員用衝鋒鎗掃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倖免於難。阿車士在里吾底村同母親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關在「大躍進」年代中的大糞加工房內被拷打凌辱兩夜一天後，又押回碧江縣看守所。過了幾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關進碧江縣看守所里。
冤假錯案層出不窮。1958年7月,碧江縣五區區公所所在地干本村發生的「只得標冤案」，導致民兵隊長只得標和公安人員克登科二人被錯殺，被冤審訊打死二人，冤獄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條人命和錯捕二十五人。阿車士的家鄉里吾底村，當年只有80來戶，400多人口，為躲避這場亘古未有的人禍，1958年後逃往緬甸的戶數40戶，占總戶數的50%。其戶主是：開付賣、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開、仁付昌、曲扒加、恆付加、恆付言、開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幾斯、批付言、鄧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奪、鄧士加、木付言、木言開、昌言斯、昌付言、鄧付斯、鄧付仁、鄧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車路賈、普士言、普四買、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賣付貞、增付局、阿開扒。鄧言奪等。人員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當時被捕入獄的28人，占該村總人口的7%。路付欠、友賣子、路言、阿此奪、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馬永等18人冤死獄中。再次驗證了「螞蟻的命不值錢、傈僳的命比螞蟻賤十分」的傈僳族民謠。開付賣、求扒加、鄧付言、此阿加、仁付欠、恆付加、四付局、木義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木振榮、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奪等26人。後來全數認定錯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們是王付子（死於獄中）、鄧阿斯（自麗江越獄逃往緬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