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2日，北京，載著屍體等待進入火葬場的靈車，已經在路邊排起了很長的隊伍。
前《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周四（12月22日）講述了朋友家的悲慘遭遇，並質問，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場人為危機，在有近三年的時間向其它國家學習、為重新開放做準備的情況下，還把一切搞砸了。
王向偉周四在平台Substack撰文說，自從兩周前中共在清零政策上突然調頭，中共官員和國家媒體一直努力為這一決定進行正面宣傳。
它們宣傳說，在過去三年裡，中共嚴厲的冠狀病毒抑制措施——基本上將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隔離開來——為14億人口贏得了寶貴的救命時間。它們還試圖重塑公眾對COVID-19病毒的看法，稱最新的奧米克戎（Omicron）變種可能具有高度傳染性，但它們引起的症狀是溫和的。要知道，直到上個月，中共官方的敘述仍然將COVID-19稱為嚴重的和致命的，以證明其清零政策的合理性。
此外，它們還試圖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在呼吸道病毒感染通常達到頂峰的冬季突然重新開放，是當局經過計劃和考慮的。
但現實情況卻跟中共宣傳截然不同。發燒藥供不應求，醫療系統不堪重負，血庫嚴重缺血，老年人死亡人數激增，停屍房和殯儀館堆滿了裝屍袋。顯然，中共當局對重新開放後不可避免的混亂局面準備不足，其它國家出現這種情況是在COVID-19爆發初期。
「問題是：既然中國有近三年的時間向其它國家學習，為重新開放做準備，為什麼會出現大混亂？」王向偉質疑說。
他隨後分享他的一位朋友周一（19日）在北京的親身經歷。當他的朋友好不容易把瀕死的父親送到醫院後，卻無奈地看到父親在未獲得任何醫療護理的情況下死去。
以下為他的敘述：
周一下午，我朋友84歲的父親開始出現不適的跡象，老人早些時候患了中風。我的朋友正在海南出差，他一邊忙著趕飛機回北京，一邊給120急救熱線打電話，熱線長期處於忙音，可能是因為需求量大。
晚上10點，他的母親終於設法打通了電話，一輛由四名急救人員組成的救護車在10分鐘內來到他家。又過了十分鐘，他們把他的父親送上了車，前往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方醫院，這是一家頂級的三甲醫院，位於豐臺區方莊的中產階級社區。
我朋友的院子和醫院之間的直線距離是600米。
大約在午夜時分，當我的朋友降落在北京機場並趕到醫院時，他震驚地發現，他的父親還停在醫院門口的救護車上，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兩個小時。
他被告知，醫院的ICU床位和氧氣瓶都用完了，所以他父親得靠救護車上的氧氣瓶維持生命。
在痛苦地等待了一個多小時後，一名急救人員告訴我的朋友，他們不能再等了，因為他父親有明顯的死亡跡象。
於是他們決定將他父親推入重症加護病房，碰碰運氣。在其中一段視頻中，可以聽到一名急救人員告訴重症加護病房的醫生，病人已經奄奄一息，不能再等下去了。
最終，他們設法得到了一張重症加護病房的床位，但老人在送入ICU大約15分鐘後死亡。
在死亡證明上，醫生寫下了他父親的死亡時間是12月20日凌晨1點59分，死於心臟性猝死。
王向偉說，也許一些人會想，為什麼他的朋友在當天早些時候無法與緊急服務機構取得聯繫時，沒有向其朋友或居委會尋求幫助。
「很難找到人幫忙，因為他的大多數朋友和居委會都感染了，正在家隔離。轉移一個重病患者需要專業知識。要把他父親送到另一家醫院也是不可能的事。北京的每家醫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王向偉解釋說。
後來，他的朋友看到，重病患者的家屬被迫把床鋪搬進醫院，還有一名護士表示，她現在的工作量是正常情況的兩三倍，她根本無力搬動一個工業用長度的氧氣罐。這位護士還被告知，當晚沒有任何外來幫助，因為她的許多同事都被感染了，留在家裡。
當他的朋友把父親的屍體推到醫院太平間時，看到在一個倉庫里屍體袋沿著牆排開，因為冰櫃早就沒有空間了。他還被告知至少需要7天才能看到父親的屍體被火化，因為所有的火葬場都被需求淹沒了。
王向偉說：「我朋友的悲慘經歷並不是個例，類似的恐怖故事充斥著社交媒體平台。」
一位社交媒體網紅在進行每天的死亡人數統計，顯示中國最富盛名的大學之一——北京大學的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的知名教授每天都以異常的速度死亡。
過去廣泛的報導是，由於11月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國（中共）對清零政策做了180度的調整，取消了幾乎所有的控制。
王向偉說：「抗議活動只是導火線。
「根本問題是，中國（中共）領導人終於理解了（清零政策）對經濟的破壞性影響的嚴重性。
「中國（中共）對重新開放的準備不足，從一開始就把所有的優先事項搞錯位，這讓情況變得更糟。」
比如：北京投入數十億元用於大規模的測試和建造方艙，而不是投入治療設施。試想一下，如果北京將所有這些錢和資源用於加強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包括全國各地的基層診所，使其能夠更好地應對激增的病例，情況會有多大不同。
其次，北京從一開始就搞砸了疫苗接種戰略。剛開始推廣疫苗，國家衛建委強烈建議只給18至59歲的人注射疫苗，給人的印象是疫苗不適合60歲以上的人，特別是有潛在疾病的人。其主要理由似乎是，那些年齡在18至59歲之間的人必須工作，需要對病毒的保護，而老年人大多待在家裡。
中共衛健委的建議與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做法背道而馳。其它國家是優先考慮老年人和其他脆弱群體。
還有，發燒藥的嚴重短缺也完全是人為導致的。因為在過去三年裡，中共當局實施了嚴格的規定，不鼓勵人們購買處方藥，目的是要將所有受感染的人送去隔離。
這意味著全國所有藥店的發燒藥庫存有限，製藥公司也大幅削減了發燒藥的生產。而現在，中共當局要求他們晝夜不停地加強生產。
自從三年前當局將醫療資源用於大規模檢測和隔離以來，全國各地的醫院根本沒有足夠的ICU床位和設備來應對激增的病例。此外，醫院急需合格的、經過培訓的醫生和護士在ICU工作。
王向偉說，現在，當局開始加緊培訓和招聘ICU醫生和護士，但這需要時間才能完成，「而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們沒有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