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瘟疫，中共狂妄地喊出了「大國戰疫」。（大紀元合成圖）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爆發後，全世界都在摸索中找尋避疫的最佳良方，無論是通過向神祈禱，還是求助於醫療和藥物，亦或是選擇「與病毒共存」，都是人在本能地趨吉避凶，都是人之常情。而唯獨中共政權喊出了「大國戰疫」，在整整三年中綁架整個中國來與瘟疫「做鬥爭」，且不說所採取的辦法都是違背常識與人之常情的，其「戰疫」的概念本身就是出自於中共政權「戰天鬥地」的狂妄。
中共「戰疫」的結果也自然震驚了世界。三年的「清零」運動將民眾畫地為牢死死地封住，造成了破壞力遠超病毒的次生災害；而病毒不但沒有被中共文革式的「政治戰疫」清零，反而在二十大期間便已大規模爆發；而如今中共在疫情早已失控的情況下突然「放開」，選擇躺平，結果直接迎來了新一波的疫情海嘯，導致染疫人群暴增，死亡人數不斷攀升；中共置醫療業和殯葬業的瀕臨癱瘓於不顧，視人命如草芥，導致在疫情迅速蔓延下大量的中共黨員和體制內名人扎堆離世。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共在「戰疫」中可以說是一敗塗地。
縱觀人類歷史，在世界範圍曾爆發過多次大規模的瘟疫，而對瘟疫所產生的緣由，東西方文化的描述是不謀而合的。在西方傳統信仰中，《聖經》中關於瘟疫的闡述多達六十多處，指明瘟疫來自上帝的懲罰，曾奪走數千萬人性命的黑死病就被當時的教會稱為「上帝之鞭」。而在中華傳統文化中，人們認為瘟疫是瘟神在奉天命行瘟布疫，役使疫鬼在淘汰背離天良的惡人。
既然瘟疫的背後是天意，那麼，人怎麼能通過「戰疫」來取得勝利呢？回首過去人類的幾千年歷史，也確實可以發現，幾乎沒有一次瘟疫是被人類「打敗」的。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鼠疫，在幾年的肆虐過後，突然消失了；從公元初幾個世紀古羅馬的四次大瘟疫、到中世紀的黑死病、從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十幾年前的薩斯病毒，同樣也都是來無影、去無蹤。
確實，歷史上每一次瘟疫的產生有著其明確的源頭。兩千年前，古羅馬君主尼祿發起了對基督徒的殘酷迫害，結果天降四次大瘟疫，氣勢恢宏的古羅馬帝國走向滅亡。中世紀，歐洲的宗教走入敗壞，人們不再虔誠信神，社會道德驟然下滑，結果黑死病肆虐，奪走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大量的神職人員。中國大明時期，崇禎皇帝製造了明朝最大的冤案，活剮了兵家大道修行者、集道德和智慧於一身的名將袁崇煥，結果招致了天滅大明的大瘟疫。一百多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爆發前後，正是共產主義全面入侵人類之時。
那麼，今天這爆發於武漢又蔓延全球的中共病毒的出現，其源頭又出自哪裡呢？事實上，中共在篡權幾十年中，戰天鬥地、不敬神佛，殺害了八千多萬中國人，特別是以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大法，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犯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並用利益和謊言迷惑世界在這滔天罪惡中隨聲附和、推波助瀾。
我們不妨關注一下此次瘟疫爆發的源頭——武漢。當年在全面迫害前，江澤民集團暗中唆使武漢電視台台長趙致真拍攝了一部栽贓法輪功的電視片，於迫害發起後在全國滾動播放，煽起仇恨。而且活摘器官的滔天罪惡，最早從武漢的同濟醫院發源。那麼，今天中共病毒同樣起源於武漢，這能是簡簡單單的巧合嗎？
當年江澤民跳著腳叫囂出的那句「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其背後不僅僅是出自於一個小丑的妒嫉心態，其實同樣是出自於中共那戰天鬥地的狂妄。在用「假、惡、暴」去對抗「真、善、忍」的過程中，江澤民與中共毀掉的整個社會的道德根基，將全民帶入了背離普世價值的危險境地之中。
如今，江澤民一死，中共便迎來了新一波的疫情海嘯。而這一次，病毒如同長眼睛一般，直奔中共黨員和親共紅色名人而來，明顯地向世人展現出此刻的天意：天滅中共！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大師於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早已經開示：「這樣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標而來的。它是來淘汰邪黨份子的、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那麼，歷史上的人們是怎樣在瘟疫中找到最佳避疫良方的呢？
當年古羅馬大瘟疫爆發時，有不少民眾選擇相信基督徒，並開始向上帝虔誠地祈禱，結果這些民眾出現了治癒的奇蹟。當年黑死病在德國肆虐時，巴伐利亞的歐伯阿梅高村莊的村民，全村人跪下來向神祈禱，承諾如能倖免於難，他們將以上演舞劇《耶穌受難劇》的形式予以回報和感恩，隨即，黑死病銷聲匿跡。
如今，中共病毒持續肆虐，疫情海嘯掀起的巨浪是一浪高過一浪，我們該如何在這危難時刻保全自己和家人呢？
李洪志大師在《理性》一文中點出，「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表面行為是流氓，而且無惡不作。神要開始剷除它了，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而法輪功學員在被中共持續迫害的情況下堅持不懈傳遞真相，勸人們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並告訴人們能讓人逢凶化吉的九字真言「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些都是避疫的「靈丹妙藥」。
中共不敬神佛，膽敢喊出「與天鬥」的狂妄口號，可神佛根本不屑與中共鬥；而當上天真正出手的時候，瘟神來了，開始收中共的黨徒，謗佛謗法的中共下場幾何？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