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對於中國來說發生了很多大事，第一件南海撞機；第二件，年底加入了世貿組織。911前，小布希政府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2001年4月還發生了海南撞機事件，關係緊張；中國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正好趕上全球化高潮期。一場突如其來的襲擊，改變了此後二十年的國際政治節奏。2001年9月11日之後，美國把幾乎全部戰略注意力轉向反恐、阿富汗和伊拉克。中國則獲得了一段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許多分析把這十年稱為中國的「關鍵十年」或「戰略機遇期」。這並不是說中國從悲劇中「獲利」，而是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帶來的客觀空間。
從「戰略競爭者」到短暫緩和
小布希在競選期間明確批評柯林頓把中國稱為「戰略夥伴」，主張中國是「戰略競爭者」。上任後，這一判斷一度主導對華政策。2001年4月1日，美軍EP-3偵察機與中國海軍殲-8在海南東南海域相撞，中方飛行員王偉下落不明，美機未經許可降落陵水機場。事件發生後，雙方關係迅速降溫，軍事互信幾乎降至冰點。
911當天，江澤民第一時間致電布希，譴責恐怖主義並表示願意提供必要協助。中國隨後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相關決議，並與美方進行了有限的情報合作。一個月後，布希仍按原計劃赴上海出席APEC峰會，公開表述從「戰略競爭者」轉為尋求「建設性合作關係」。緊張氣氛暫時緩和。
對北京而言，這首先意味著外部壓力下降。美國需要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和反恐合作，對華施壓的優先級被後置。
「戰略機遇期」的官方判斷與現實窗口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判斷並非空穴來風。當時美國正深陷反恐戰爭，國防資源大量投向地面作戰和中東，對亞太尤其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關注相對減弱。
與此同時，中國於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全球化仍處高潮，跨國公司加速把製造環節轉移到中國。中國GDP從2000年約1.22萬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約6.19萬億美元，並在當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出口、外資、基礎設施和製造業產能在這十年裡完成了關鍵躍升。
軍事方面，中國得以持續推進海軍、飛彈和資訊化建設，而美國同期軍費大量流向反叛亂和地面部隊。等到歐巴馬2011年提出「亞太再平衡」時，中國的經濟體量和軍事能力已經今非昔比。
具體層面的空間
1）外交與話語：美國2002年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獲得了一定國際敘事空間。上海合作組織也借反恐議題進一步鞏固。
2）經濟嵌入：入世後的十年，中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成為「世界工廠」。美國忙於戰爭融資和國內安全時，中國則在積累外匯存底、技術和產能。
3）戰略縱深：美國在中亞設立基地雖靠近中國西部，但整體上美國對東亞的日常關注被稀釋。中國在南海、東海的存在感逐步增強。
德國歷史學家、多家智庫以及BBC等媒體在911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回顧中，普遍認為美國因兩場戰爭付出的代價（財政、人員、國際威望）客觀上為中國崛起提供了時間窗口。有學者直接稱全球反恐戰爭的「顯著勝利者似乎是中國」。
窗口並非永久，也不是唯一原因
這段受益有明確邊界。中國的高速增長根基在於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和人口、儲蓄、工業化自身邏輯，入世談判早在911前已接近完成。
美國後來也調整了過來。歐巴馬的「重返亞太」、川普時期的關稅與科技脫鉤、拜登時期的「投資、協同、競爭」，都標誌著這個窗口期的關閉。中美關係從短暫緩和重新回到高強度競爭。
從結果看，911後的十年，中國抓住了美國戰略分心的空隙，完成了經濟體量躍升和軍事能力積累。這是地緣政治中常見的「他國之危，己方之機」，而不是某種陰謀或道德評判。國際政治從來不按道德劇本演出，只按權力、注意力和時機分配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