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發生了文革的第一個暴力殺戮高潮。紅衛兵學生殺害了數千名和平居民：教員，校長，作家，有自己的房產的人，等等。紅衛兵的口號之一是「徹底砸爛舊世界」。這「舊世界」包括學校制度，文學藝術，房屋私有制度，商業規章制度，還有宗教，等等。這裡寫的，是信仰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文革的主要受難群體之一。
那個八月，被紅衛兵自豪地稱作「紅八月」。以後的人們不了解歷史，不會理解那「紅」實際上是血的顏色。暴力殺害始於八月初。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百萬紅衛兵。八月下旬暴力達到了高潮——在北京，紅衛兵每天打死三位數的和平居民。
暴力性反宗教活動是八月十八日之後開始的大規模的「反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重要一部分。
在上海，1966年8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範學院等校的紅衛兵砸了徐家匯天主堂。這是天主教上海教區的主教堂，一座相當壯觀的大建築。紅衛兵把兩座60米高的鐘樓上的大十字架拉了下來，砸毀了耶穌聖像。教會的主教等神職人員遭到野蠻「鬥爭」。他們被戴高帽子，被掛牌子，被遊街，被毆打，等等。紅衛兵還把痰盂里的髒水倒在他們的臉上和身上。這座建築隨後被用來做倉庫。文革結束三年後的1979年，這座教堂才被歸還給教會。
在北京，1966年8月24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等十餘所中學的紅衛兵在位於市中心的東單三條的瑪麗亞方濟格修女會「鬥爭」了八名外國修女和那裡的其他中國人。這些修女從民國時期就在那裡辦有一所聖心女子中學。到文革前，北京的一些外國使館人員把孩子送到那裡上學。從下面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修女們被強迫彎腰九十度做「認罪」姿勢。她們隨即被北京警局宣布驅逐出境。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這件事情，大標題是《取締反動修女會，驅逐八個外國修女》。
在遠離北京上海的西藏拉薩，也並不在時間上滯後多少。8月24日，拉薩中學的紅衛兵開始破壞寺廟，包括著名的「大昭寺」。紅衛兵砸壞寺廟建築和佛像，焚燒佛教典籍。像北京一樣，拉薩紅衛兵也對「階級敵人」實行「鬥爭」和「遊街」，其中包括僧侶。據有關資料，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廟到1976年剩下了八座。（《殺劫》，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作者：澤仁多吉，唯色）
從當時的報紙，可以看到中央和省市的領導人，熱情支持紅衛兵行動。但是紅衛兵行動的血腥暴力行為，卻從未得到報導。
這裡寫了四名有宗教信仰的北京居民，他們分別在1966年8月25日，26日，27日，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他們的被害從不見報導也不見記錄。至今也沒有作惡者對他們的死表示道歉。為什麼？怎麼可以？
今天，讓我們記錄和紀念他們。
感謝接受我的採訪的人們。特別感謝華新民女士，她引領我做了採訪並對文章提出修改意見。
王友琴
寫於2020年8月25日，「紅八月」暴行54年後
受難者之一：寧德祿
寧德祿，男，1881-1966，天主教徒，北京居民。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學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並毒打他的妻子以及妻妹。憤怒中他用廚房的菜刀砍了正在打他妻子和妻妹的紅衛兵。紅衛兵人多他被抓到第41中學校園中。當天晚上紅衛兵開「鬥爭會」把他打死。時年85歲。他被打死的時候，正是紅衛兵暴力在北京達到高潮之時。
在2018年的採訪中，寧德祿的小兒子寧景侖先生介紹說，寧家在北京老城區居住已經400多年。寧家人從利瑪竇（義大利人Matteo Ricci的中文名字。1552-1610。天主教神父。1583年明朝時候來到中國居住，一直到去世）在北京傳教時代開始信仰天主教，在萬曆19年（1591年）受洗，到他已經是十三代教徒。1900年，義和團殺死了寧家的十四口人，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文革前他們家居住在北京西城區安平巷26號（1965年以前的老門牌為火神廟10號），是寧景侖的祖父也就是寧德祿的父親在民國八年購地建造的。1949年的新政府承認市民私人房產，五十年代把他們的民國地契換發了新地契，叫《房地產所有證》。文革開始，這《房地產所有證》不但不再算數，而且成為毆打和打死房屋所有者的「理由」。
寧德祿的父親在北京經商，有三個店鋪（信永和、信成和、信義德），經營瓷器和鐵器。寧家從曾祖父開始，甚至更早，就精通武術，尤其是摔跤。民國期間成立北平特別市國術館後，寧德祿是該館的主力，四次到南京參加全國運動會，得過射箭冠軍。寧德祿忙於武術活動，對家中的生意很少過問。他的父親僱傭了幾個人，輔助管理寧家的買賣，直至1956年的所謂「公私合營」。毛澤東時代，僱工三個到八個（根據不同行業），「階級成分」就要被劃定為「資本家」。因此寧德祿被劃成了「資本家」階級成分。1949年，文革開始，信教的人，住在自己的房產里的人，資本家，都成為文革的暴力打擊對象。
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第41中學的二十幾名紅衛兵，闖進了安平巷26號。他們稱寧德祿是「反動資本家」和「反動天主教徒」。紅衛兵強迫寧德祿的妻子張淑賢和妻子的妹妹張志茹跪在地上，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妻子的妹妹是天主教修女，五十年代初修道院關閉了，她只好住到了姐姐家的院子裡。寧家的鄰居，當時還是九歲的孩子，說他在寧家看到紅衛兵把兩個跪著的女人背上的衣服都打爛了，還從廚房拿來醬油和醋倒在受傷的皮膚上。
八十五歲的寧德祿看到妻子和妻妹挨打受辱，憤怒中從廚房拿了一把菜刀衝出來，對正在打人的紅衛兵砍了過去。紅衛兵人多且年輕力壯，很快把寧德祿打倒在地，打昏了過去。
小兒子寧景侖當時25歲，是北京一家汽車修理工廠的工人，並不知道家裡發生的事情。他下午五點回到家裡，見他父親寧德祿已經昏死過去。紅衛兵湧上來就毒打寧景侖。他很快就被打昏迷了。紅衛兵以為他已經被打死了，把他送進了附近的「人民醫院」的停屍房。同時，紅衛兵把寧德祿抓去了第41中校園。
同時被暴打和抄家的還有在寧家院中居住的一對眼科醫生夫婦，李俊生和田文秀。他們是寧家的房客。李俊生當時是第七醫院的醫生，田文秀是福綏境醫院醫生。他們已經租了寧家的房子居住多年。他們的兩個女兒在那裡出生和長大。李醫生和田醫生在被打得遍身是血之後，也同樣被拖到第41中學。
那天晚上，在第41中學的操場上紅衛兵開了「鬥爭會」。紅衛兵在操場的領操台上放了桌子，寧德祿站在桌子上被「鬥爭」，下面站了高喊口號的數百人。當晚寧德祿被毆打折磨致死。他被送進了附近「人民醫院」的停屍房。
1966年8月，這條「安平巷」里有八名居民被紅衛兵打死。
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數千居民。（官方在文革後說打死了1,772人。他們從未給予名單，只是在報紙的一篇長文章中對這個數字一提而過。）紅衛兵得到最高當局的支持和讚揚，人數眾多，有警察支持，可以隨意抄家打人。在那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緊接著就開始了這場大規模的暴力殺戮。紅衛兵在那個八月用拳頭棍棒和通透皮帶殺害了如此大數字的居民，幾乎未遇到任何反抗。被打死的人中，像寧德祿這樣能動手反抗的，筆者在長達數十年的調查中，只了解到寧德祿一人。
有人說，這是因為北京的老百姓太老實了。確實，北京是有三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歷史上有過戰亂和犯罪，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大規模的由青年學生來殘殺和平居民的事情。人們從無準備應付這樣的暴力殺戮。毛澤東利用十幾歲的紅衛兵來把文革暴力推向高潮，這種手段不但殘忍，而且邪惡。有人說這是因為普通人沒有能力反抗，寧德祿曾經習武，動了手。其他被打的人只能默默挨打，希望下一分鐘紅衛兵可能住手。實際上，寧德祿曾經收藏了一把清代武將用過的大刀，但是在8月18日大會之後立即大規模展開的「破四舊」運動中，已經交出了。他用菜刀砍傷的紅衛兵，只是縫了針，並無更深的傷害。他卻被打死了。他的兒子只是由於紅衛兵誤認為他已經被打死送進了停屍房而活了下來。
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有659名受難者）書中，有李文波。李文波家住在北京崇文區欖杆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階級成分」是「小業主」。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李家抄家，毒打他和他的妻子劉文秀。紅衛兵說，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然後跳樓自殺了。這名紅衛兵後來成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到處講話，她們的事跡也在北京「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上展出。但是見過或者採訪過這名紅衛兵的人說，未見其身上留有傷疤。文革後有人說，李文波並不是要用菜刀砍紅衛兵，只是要求紅衛兵讓他妻子去廁所而發生了爭執。李文波和寧德祿死於同一日。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當時被送進警局，兩周後在9月12日被法院判處死刑並在第二日就被處死。文革結束後，1981年，法院給李文波妻子「平反」，並稱對李文波「不予起訴」。
上文說到寧德祿的兒子寧景倫在那日下午在家中遭到毒打後被送入了人民醫院停屍房。實際上他沒有死，在半夜甦醒過來，看到了父親寧德祿也在停屍房中。他為父親念了「臨終經」。然後，他逃出醫院，到了他工作的工廠。他的工人同事幫助他躲在工廠，不敢再回家。
那天晚上，在寧家院中租房居住的李俊生和田文秀醫生也在第41中學遭到「鬥爭」和毆打。他們沒有死，被放回了家中。第二天和第三天，紅衛兵又回到安平巷26號，繼續毆打兩位醫生，就這樣從25日到27日，整整打了三天。滿院子地上是紅衛兵砸隨的東西。紅衛兵叫來大卡車，把他們家裡的東西都拉走，只給留下了幾床被子和幾個碗。
在這血腥的「紅八月」後，寧景倫和他的家人被「遣返」，這個詞在1966年時的意思是從北京驅逐出去，驅逐到農村老家。他們被驅逐到他母親的老家，保定附近農村。他們的房子被街道和房管局安排的人占住了。那個夏天，北京城有十萬居民被驅逐出城。有的人在到達農村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農村後貧病交迫很快就死亡了。兩位房客李俊生和田文秀醫生也因為他們的「歷史問題」被驅逐到東北老家農村，文革結束後才回到北京。
1967年8月25日，寧景侖的大哥寧景昆在四川死亡。大哥和父親同月同日死亡。大哥是在四川德陽市開起重機的工人，是技術很好的工人。由於他的這種「壞家庭出身」，他被一個名叫「風雷縱隊」的「革命造反派」組織「鬥爭」而死亡。那個「革命造反派」組織說他「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思想反動」，說他是「畏罪自殺」的。寧家人不相信這個說法。他們一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教會認為人的生命來自上帝，應該由上帝而不是他們自己來決定生死。他們不自殺。
文革結束後，1983年，街道委員會給了寧德祿「結論」。那時候寧德祿已經被打死17年了。寧景侖先生說，他父親被打死的時候，是85歲，而不是「結論」上說的76歲。
寧景侖和兩位醫生租客的大女兒李凌珠結婚。他們從小在一個院子裡長大。1966年時，李凌珠是北京礦業學院的學生。婚後他們住在寧家被「遣返」去的保定附近農村。1984年，寧景侖和李凌珠夫婦回到了自己從小居住的院子。還給了他們兩間房間，後來增加到三間。其餘的房間則被別人占住了。院子裡原有的葡萄藤和花池都毀掉了，蓋滿了雜亂的小廚房。寧先生也一直只好在一個自己搭建的很小的廚房裡做飯。他們的房子至今沒有全還給他們。
寧先生說，院中一間房曾是第41中學的原校長的妻子和兒子住著，他們也已經去世多年。寧先生的父親在第41中學裡被打死。第41中學的校長在文革中被打死。他不知道這位校長的名字。只聽說他是從附近的「福綏境大樓」上跳樓身亡的。聯繫寧先生父親的死和寧先生自己被送進停屍房裡甦醒後逃出的北京，這種死亡與其被叫做「自殺」，不如叫做「被打死」更加確切。因為這根本就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殺」。這座大樓現在還在，八層樓，原來叫「公社大樓」，用1958年建造「人民大會堂」等所謂「十大建築」的剩餘材料造成。當時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不准各家自己做飯吃，都要在大食堂吃飯，所以這座大樓的設計沒有家庭廚房，只有大食堂。這已經非常荒唐。到了文革，因為是附近一帶最高的建築，有不少人到這個「紅旗大樓」來跳樓。這個大樓變成恐怖和血腥的地方。
第41中學（當時是男校）和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相隔很近。我採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老師陳壽仁的時候，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除了校長和教員共五人被迫害死外，還有七個工作人員的配偶被迫害致死，其中有於曉岩的丈夫，第41中的校長。陳壽仁老師只知道這位校長姓齊，不知道他的姓名。找到當年第41中學當時的學生詢問，說校長的名字是齊靖宇。寧景倫先生說，齊校長是被打死後從樓上扔下來的，不是自殺。
幾十年來，每到8月25日，寧先生一家都要為受難的父親和大哥做彌撒。在往年，是分成兩部分做，一方面打電話給曾經的流放地保定青苑縣東閭村的教堂，拜託神父和教友們為自家故去的親人做彌撒，同時又在家裡自己做。2016年，由於老家的教堂正在重建工程中，他們把神父請到了家裡。
多年致力於保護北京老建築的華新民女士目睹了這次彌撒。她寫道：
「我今早見證了這場令人無比悲痛的彌撒。參加彌撒的，除了寧李夫婦和神父以外，還有他們的女兒、女婿和幼小的外孫女。先是由寧先生簡短講了一下父親和大哥如何慘死，然後是他女兒朗誦《感恩祭典》中的一段，她半天都張不開口，眼睛裡全是淚水，最後終於哽咽著開始念了。再然後是神父誦經，以及一般彌撒里的那種過程——祈禱、唱聖歌、灑聖水、食聖餐等。
彌撒完畢，寧家人從抽屜里翻出來幾張僅存的老照片給我看，其中一張是1954年拍攝的，就在他們現在居住的北屋前面，李凌珠的三舅摟著她和妹妹，還有從葡萄架垂下的幾根枝條。」
筆者在2018年夏天第一次見到了寧景倫先生。之前我只和他通過電話。他77歲，氣色很好，身板筆挺，態度和藹。客廳牆上掛著教宗給他的祝福信，是英文的。他請我給他作一個中文譯本，我離開他家後很認真地翻譯了也列印好了送給他。他說，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有信仰。教會要他不要恨，要愛人如已，他照那些話做。但是事情還在那裡，作為回憶。不是仇恨。他給我講他家的文革經歷，清晰明白，坦誠真實。他的身上有著一種宗教的光澤。這很難描述，但是可以真切地感覺到。
受難者之二：馬秀清
馬秀清，女，滿族，佛教徒，家住北京東城區九道灣中巷13號。1966年8月26日，中學生紅衛兵抄了他們的家，毒打她和丈夫。馬秀清在當天死亡。時年47歲。
丹增加木錯，男，藏族，馬秀清的丈夫，漢文名字是白慶增，老家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是拉布楞寺六世活佛，佛號曲總倉。屬黃教。他在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馬秀清一起遭到紅衛兵毒打，受到重傷。他沒有在當天死亡。家人想要把他送進醫院，但是醫院拒絕給予治療。醫院要「證明」才肯接受這樣被打傷的「階級敵人」。家人去「民委」（民族事務委員會）要證明，沒有拿到。他在家呻吟了七天後，於9月3日死亡。時年55歲。
丹增加木錯在1937年藏區來到北京，先住雍和宮。後來他和馬秀清結婚。他們買了九道灣的房子。自住。房子有290平方米，有個院子。
馬秀清夫婦只有一個兒子。他說，他小時候，曾經跟父親去過政協禮堂。他父親擔任過甘肅省政協委員。但是在1959年「西藏平叛」之後他家地位一落千丈。他父親被安排進三輪車社，每月給十來塊錢生活費。由於他的這種「家庭出身」，他在1962年初中畢業後不能升學，進工廠當了工人。
1966年8月26日，北京紅旗中學（現為第171中學）紅衛兵去他們家抄家打人。那時正是北京紅衛兵抄家打人的高潮之時。打死人的一名紅衛兵首領，後來參軍當到了團長。文革後被復員了，也受了處分，因為他還打死了別的人。
家人在文革後沒有得到作為賠償的錢。
當時只給家人留了一間房住，而且要交房租。290平方米房子成為九家人住的大雜院。文革後。還給了他們兩間房。現在馬秀清的兒子一家住在那裡。直到現在，也沒有把他們的房產還給他們。他們的父親母親被打死在這兩間屋子門口兩三米遠的地方。五十多年來，他們每天看著門前父親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地方出出進進。這是怎樣的折磨啊。
受難者之三：陳慧恩
陳慧恩：女，基督教徒。生於1917年。住在北京。1966年8月27日，她被來抄家的北京第67中學的紅衛兵打死。時年49歲。
陳慧恩三歲時左腿上生瘡，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潰爛到了無法醫治的情況。她被遺棄在上海孤兒院。孤兒院是基督教會辦的。在治療過程中她的左腳自膝蓋以下被截去，裝了義肢。她在孤兒院跟外國修女長大，也跟她們學了英文。她從上海聖瑪麗女校（St. Mary's Hall）畢業後在海關總署當統計員。1950年隨機關搬遷全家到北京。
陳慧恩的丈夫鍾永生是個瓦工。他們二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教會中認識並結婚。鍾永生曾經進入中國建築公司工作。「政治學習」時，他說不能接受「人是猿變的」理論，認為人是上帝創造的。1957年，他們夫婦被動員帶著小兒子到吉林倪家屯農村當農民。1958年，為了小兒子的上學問題，夫妻決定回北京。他們開始住在海淀區青龍橋的一個破老爺廟裡，後來租到一間12平方米的小瓦房，沒有衛生設備。地址是海淀區頤和園西北青龍橋北上坡10號。
陳慧恩在去吉林前就已經辭職，家庭經濟主要靠鍾永生做瓦工臨時工的收入。陳慧恩最大的夢想是能參加香山基督教靈修院（在香山植物附件近，那裡有一座教堂）進修一年，但未能如願。
他們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大學畢業後在國家氣象局氣科院工作，平日住單位。小兒子在青龍橋北京第67中學上學。大兒子說，他們一家生活和睦，從不吵架，與鄰里相處甚安。由於是外來戶，生活習慣與周圍的當地農民不同。陳慧恩有文化，懂英語，又有基督教信仰，受派出所監視。他們在對待孩子的教育上也和人不同。弟弟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但從來不拿附近田裡的瓜果老玉米。他們一家引起人們的特殊看待。
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67中學的紅衛兵，由當地的居民組長的兒子帶領，前來抄家，理由是：陳慧恩搞反革命，特務活動。這個中學的紅衛兵成員主要是附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子弟，是「革命軍人」家庭出身的「紅五類」子弟——是當時抄家，打人最嚴重的一族。
陳慧恩不承認這妄加的莫須有罪行，也不肯否定基督教信仰，於是遭到紅衛兵用軍用皮帶的瘋狂毒打。鍾永生下工回家也被抓來一起挨打。兩個人被打得體無完膚，上衣全是鮮血，看不見一點衣衫的本色。
後來紅衛兵叫來卡車，把他們和其他的「階級敵人」扔上汽車，送海淀區警局收押。她的丈夫說，在押送過程中她還繼續遭到毆打。一個男紅衛兵還站在陳慧恩的肚子上踐踏。陳慧恩當晚死在海淀區警局，火化後屍骨無存。
她的丈夫鍾永生活了下來。鍾永生在1995年12月24日安祥去世，享年九十歲。
陳慧恩生前常去香山靈修院。她的一個兒子說，那裡有個修女，是媽媽的朋友和同道，他從小一直叫她「許四姑」，不知道全名。修女「許四姑」比陳慧恩年輕一點，和陳恩慧一樣，也在同一時期被打死了。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紅衛兵最為殘暴的時期，每日打死人的數字高達數百。信宗教的人，是被打的主要群體之一。
那年十月，陳慧恩的兒子兄弟二人找到參與抄家的兩名紅衛兵，問他們為什麼打死了他們的母親。那兩個紅衛兵說：有人報告，你母親搞特務活動。聯絡暗號是「你好，我好，就他不好」。我們就去了。兄弟二人又問他們抄家中有沒有抄到「反革命」和進行「特務」活動的證據。他們說，只抄到一些舊照片和聖經。
後來大兒子幾乎每年要求他的工作單位領導和黨組織搞清楚問題的性質，但是一直沒有音信。此事一直拖到文革後的1990年，通過氣象局的全國人大代表程純樞的提案提出，才得到青龍橋街道辦事處的答覆：對事件的過程他們一無所知，給了五百元人民幣作為補償。這是文革後對被迫害死的家人賠償的錢的一般數目。
從來沒有人為陳慧恩的死受到批評或懲罰，也沒有任何單位主動關心處理這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情，更沒有人曾經道歉。後來家人聽說，來抄家施暴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得了肝癌，年紀不大就死亡了。傳話者說這是對惡行的「報應」。這樣的傳言表現了人心的傾向，但是不能說明正義已經得到。
下面是陳慧恩的照片，另一張是全家四人的照片，攝於195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