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關於蘇軍強姦和傷害中國女性的記錄，實在是太少了。沒有對知情者的訪談，沒有深入的調查，沒有要可靠的檔案資料，就連龍應台等人所做的這種簡單的採訪和描述，也難得一見。血流了，淚流了，人死了，但是，時間的塵土遮蔽了這可怕的慘象，仿佛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四
史達林對蘇軍在被占領國家的強姦犯罪行為是知情的。在蘇聯，沒有什麼事情能瞞過史達林。正像他從吉拉斯那裡知道了蘇軍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為一樣，他從來自前線的報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蘇軍正在如何傷害無辜的德國婦女。史達林和貝利亞從一份報告中得知：「『許多德國人說，所有留在東普魯士的婦女都慘遭紅軍士兵強姦。』報告還列舉了許多紅軍士兵輪姦德國婦女的例證——『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和上了年紀的老婦都包括在內。』報告還說：『跟隨第43集團軍的俄羅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員發現，留在斯普雷滕的婦女都不顧一切地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委員們審問了其中一個名叫艾瑪·科恩的女子，她說：『紅軍在2月3日進入這個城市。他們進入了我們躲藏的地下掩體，用槍指著我和另外兩個女人，命令我們到院子裡去。在那裡，我被十二個士兵輪姦。其他計程車兵也對另外兩個人幹了同樣的事情。第二天晚上，來了三個士兵，2月6日，來了八個，他們對我們施暴並且打了我們。』三天後，這幾個婦女試圖割脈了結自己和孩子們的生命，但顯然她們並不清楚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達到目的。」(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顯然，這份報告的提供者希望所匯報的事情能夠引起史達林的重視，期待他作為最高統帥能積極地回應和處置。
然而，儘管有著絕對有效的控制力，但是史達林並沒有制止蘇軍的暴行。蘇聯的沃爾科戈諾夫將軍在他的著作中，尖銳地批評史達林「喪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質」：「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為何物，他絲毫不理解什麼叫善良。」(沃爾科戈諾夫：《史達林：勝利與悲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頁)至少，在處置軍人大規模的暴力強姦問題的時候，他確實缺乏對無辜婦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態度。他以默許的方式，放縱自己的軍隊。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許可和縱容，「紅軍對待婦女的方式已變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史達林允許軍官擁有一名『戰爭妻子』以後，這些年輕的婦女被高級軍官選為情婦，他們通常在司令部做發報員、秘書或醫生——她們戴著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頁)事實上，這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有組織的強姦行為罷了。
史達林甚至不能允許任何人對蘇軍士兵的「強姦」行為進行批評。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伏龍芝軍校給軍官們授課時，譴責了紅軍在東普魯士的搶劫和破壞行為，並將這歸咎於部隊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當他唯一一次提到強姦時，卻說「蘇聯士兵無法拒絕德國婦女對他們的敬意」。儘管如此，史達林聽到了關於此事的報告，還是很不高興，認為愛倫堡的思想和言論「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頁)。
事實上，史達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姦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
史達林自己就不怎麼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歲的妻子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面前，他也經常「說一些難堪的笑話和流露出醜陋的表情，使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難以忍受。他感到這種行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卻得到了明顯的滿足，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面，在有人來吃午飯或晚宴時。阿里盧耶娃的煩惱自然引起了史達林粗暴的反擊。每當喝醉酒時，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罵她。……警衛們都很喜歡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們經常看見她一個人暗自哭泣。」(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史達林秘聞》，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頁)1931年夏天，她終於忍無可忍，與史達林吵了起來：「你是個虐待狂，你算個什麼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兒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頁)在女兒的回憶中，由於史達林的粗暴，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也是「不幸、幻滅和抑鬱的」，「她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斯維特拉娜·阿里盧耶娃：《僅僅一年》，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編印，1980年9月，第132頁)。1932年11月，娜傑日達·阿里盧耶娃死於槍殺，射中心臟部位，年僅30歲。
在一個性質特殊的社會裡，元首的意識和人格，會極大地影響全社會的心理和行為。由於缺乏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史達林漠然地忽視了女性在戰爭狀態下可能面臨的危險，忽視了她們可能受到的傷害，所以，也就沒有制止蘇軍的搶劫和強姦暴行。
今年是人類戰勝法西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周年。歷史已經宣告，取得勝利的同盟國一方代表了正義，最終失敗的軸心國一方代表了邪惡，這是不容顛覆的基本結論。在堅持這個基本結論的前提下，歷史學家對某些戰勝國違背人類文明和尊嚴的醜惡現象，也不能迴避，而應當認真地清理和反思。
-----《炎黃春秋》201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