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0年9月8日的《大連日報》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還是當今的時代好》，開頭第一段是：「我今年54歲。我爺爺周春富是小說《高玉寶》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藝術原型，土改時被鎮壓。我父親周長義是周春富的三子。我1952年小學畢業考入初中，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廠當工人，1961年響應黨的號召還鄉務農，一直到現在。」此文是該報搞的「我愛社會主義徵文」中的一篇，由閻店鄉一個叫王貴新的宣傳幹事採訪整理。
多年後我輾轉找到王貴新，他對十多年前那次採訪記憶猶新。閻店鄉是《高玉寶》作者高玉寶的家鄉。王幹事先是找到高玉寶的弟弟高某某，發現這一家人懶地荒，家裡又窮又髒，簡直無法下腳。王覺得這種人家有悖於徵文的主旨，不適合報導。失望之際，他靈機一動：何不寫寫「周扒皮」的後人？就這樣，大舅這個地富子弟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民的代表被報導出來。那年，我把這篇文章帶回家，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後說：「你大舅就能白話。」看得出，她語氣里還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幾遍，文中的大舅並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爺家族裡最懂政治的人。集體批鬥地富反壞右的時候，大舅舉著拳頭率先大聲喊「打倒階級敵人」，背後卻去找給爺爺家扛過活的一位公社幹部，問：「我爺爺真的是那樣（半夜學雞叫）嗎？」生產隊扒廟時，他鼓搗著堂弟裝肚疼，不去扒。可是為公社修水庫時，他卻挑著大號筐，一遍遍從公社指揮點幹部的眼皮子底下熱情萬丈地走過。大隊通知地富分子自帶乾糧，參加公社不記工分的修橋勞動，他卻每天從生產隊收工回來都要跑去給老爹送餅子鹹菜，好趁機換換累得搖搖晃晃的父親。
富農子弟嫁娶難，可大舅20歲就結婚了，而且媳婦很漂亮很能幹。大舅在縣水泥廠干兩年後，私自將自己的名字周有學改成周明緒，寓意緊跟形勢明事達理。姥爺非常氣氛，爺倆大吵一架。大舅趁熱打鐵，將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婦所在的大隊。遷戶的理由響噹噹——同地富家庭決裂的。公社幹部大為肯定。
大舅的大女兒十七八歲時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畢業不久就有媒婆登門。大舅傾向於一位公社幹部的跛腿兒子，可是女兒卻和村里一個地富後代偷偷好上了。勸說不從，摔杯打碗無效。大舅通過嫁女改變政治命運的交易破產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兒。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兒自殺的遺書。這件事對大舅打擊甚大，陰雨天或者晚上更願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覺，吸菸，喝幾口悶酒，沒完沒了翻看那幾本舊書。天長日久，他背後倚靠的土牆被腦袋磕出一個瓢形的淺坑。後來，那個淺坑被一張報紙裱糊上了。那張報紙有張鄧小平的照片，大舅說他感謝鄧小平。
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大舅這個外來戶在那個屯子很快當上生產隊長。兩年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舅更是如魚得水。他是先知先覺的農民，先是圈地墾荒，和兒子起早貪黑開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開家庭會議，商量湊錢買三輪車搞運輸。當年他哈腰流汗種的經濟果樹，如今兒子已經受益。他的小女兒回憶，那時大舅幹什麼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個星期天，早晨起來晚些，突然聽到街上院裡哞哞的牛叫聲，原來兩天沒回家的爹從外地趕著一群牛犢子回家了。他要養牛了。
在大連日報刊登《還是當今的時代好》的第二年，剛剛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擄獲走了。他一定沒活夠。
姥爺周長義原來有六個孩子，最小的兩個在大饑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親和小舅。母親在世時每提起這些陳年舊事都忍不住眼圈發紅，不知是為他們那命運多舛的爹媽，還是為那兩個可憐的早亡弟妹。活下來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歲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罵和白眼中度過的。
關於小舅，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讓我和弟弟坐在籮筐里，用扁擔挑著我們走二十里路去姥爺家。母親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幾歲時小舅去姑姑家，回來時姑媽給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別人給了他一條小狗，他覺得過意不去，竟隨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還常常吃不飽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書，於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個高貴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層褥子上，最底層下面掖藏個豌豆也能讓她感覺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對象難，老舅快到三十歲才找上媳婦。媳婦一隻眼睛藏著玻璃花，娶親那天，村裡的許多孩子圍著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親，膽子小，自尊心強，做事瞻前顧後，與姥爺有些相似。我三歲時家裡蓋房子，墊地基的黃泥都是她在孩子剛滿月時一筐筐挑回家夯實的。山上地里農活累的時候，她會回家撕下日曆牌上的半頁紙，卷上一隻旱菸抽幾口。有一次她跟我說，在家當閨女時，從生產隊幹活回來，姥爺常常讓她談談白天上山幹活或者晚上下田搶工的事情。無非是隊長又訓了哪些人，工分能評幾分，或者政治學習點沒點咱家的名，諸如此類。姥爺之所以打聽這些，無非是擔心自己的孩子在隊裡表現不好。母親那時候是十六七歲的小丫頭，白天幹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講著講著就打起了瞌睡。姥爺這時候就把菸袋遞過來，讓她吸幾口提神。她就這樣學會了抽菸。
後來我家裡生活好些，當村小學教師的父親能揣上一盒半盒香菸時，抽時也會給母親一支。母親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幹活累了，才把攢的幾根菸捲拿出來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參加工作後，回家時會給她買幾條煙，可母親卻說她已經戒掉了，堅決不讓花這個錢。只有當時還在上學的三弟，參加工作後依然給母親買煙，他知道母親其實還在抽。
大姨年輕時像辣椒一樣厲害。村里一位當權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勞動時破天荒地給她這個地主後代派了個輕快活。收工時，四處無人，那人突然淫褻地抱住了她。年輕的大姨身子一掙，嗷地一嗓子，掄起鐮刀就向那人砍殺過去。那人嚇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後面追，集體的一棵棵莊稼唰唰倒在憤怒的鐮刀下。這動人心魄的駭人一幕，秋後竟為姥爺家多贏來半袋子好糧食。我十幾歲時，聽說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陰陽兩界的能力。幾年後，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個東西又突然離去，從此她的性格也變得溫順了許多。
大舅的幾個子女大部分在農村務農。我接觸較多的是他的三女兒。聽母親說，我這個三表姐在大連打工，並嫁在那裡。2003年，在報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電話。
她在大連城郊一個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溝，有山有水有果園，雇幾個人在那裡養雞照看果樹。她說她想開個雞湯館，問我叫「半夜雞叫」行不行。她覺得，周扒皮的曾孫女開這樣一個雞湯店一定是個不錯的賣點。我告訴她工商局不會批，她在電話那頭笑得很厲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園轉轉。
從市中心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一百來畝的溝地藏在山坳里，一派田園鄉野風光。各種果樹在四周高高低低圍合，中間迎面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坡上，依著地勢張起三四米高的漁繩網，裡面圈養著柴雞。突然一聲哨子響，只見坡上坡下數不清的雞，歡叫著飛跑過來啄米叨菜，場景煞是壯觀。幾個僱工在這裡忙活，工頭是個老實厚道的人。他們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開玩笑，先是叫她東家，後來叫她老闆，現在叫她領導。這裡有一座二層小樓，但三表姐大部分時間住在市里，那裡還有個小營生。
三表姐多年來養成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的習慣，對建設和諧社會、新農村和綠色生態都有著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為這個山莊的出路著急，因為近幾年大連周邊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莊，生意一個比一個火。看了電視劇《劉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動腦筋。搞旅遊這裡還不成熟，開飯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討能否搞點綠色生態農業。這裡養了很多雞，全是散養，吃蟲吃螞蚱，在市場上都能賣出好價錢。母雞下的蛋個個是環保綠色的，能不能也讓城裡人像熱衷到櫻桃園采櫻桃一樣上山來撿雞蛋？還有，可不可以給所養的不餵激素的豬打耳環做標記，讓人來認養。城裡的一家人到山溝里認養一頭豬，定期來看看，年底來殺綠色年豬豈不快哉？或者在電腦網路上發照片拍購，何如？
三表姐就這樣「城鄉結合地」生活著。我在她那裡獲知很多周家後人的信息，她還幫我找到了過去太姥爺家的幾張老照片。那年我到瀋陽出差，下了火車，突然想起三表姐說過五姥爺周長武的兒子周俠在南站做生意，並告訴我，隨意打聽一個商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個攤亭詢問。那人連說知道知道，並很快在一個本子裡翻出周俠的電話。周俠乾的是雜貨批發，生意有多大無從知曉，但人緣極好是肯定的。他儀表堂堂，為人精明爽快。說起爺爺的往事，他說：「我們不記恨，也不提這個。過去我們家可以說是為特殊教育做貢獻了，現在就讓我們做自己吧。」
60多年過去了，階級鬥爭已經隨著歷史的煙塵漸漸模糊。周家的後人們，有的已經遠走他鄉，有的還生活在原籍。他們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來，今天仍然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傳說中太姥爺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漸漸被人淡忘，相反，他的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憶起來。2008年7月，《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的一位記者來到黃店村尋訪周扒皮。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他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干？一天的工錢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干。」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幾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歲的閻振明說：「周春富腰間常年捆著破布條，就知道勤儉、勤儉，然後買地。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會使鋤、能扛糧就行。」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的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話：「不是惡人，不霸道。」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