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網絡圖片）
20年前，風燭殘年卻在島上擁有絕對權威的蔣經國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台灣解除「戒嚴」，從而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代。
在「戒嚴」體制下，「警備總司令部」可隨時進入公民家中檢查戶口，審查和懲罰書報雜誌，可制止、解散公民的遊行集會，可禁止公民罷工、結社，可對公民的出入境自由進行嚴格限制，可任意拆閱、扣留或沒收公民的私人郵件、電報，乃至以軍法來審判非軍人的一般公民，等等。
一句話，「憲法」賦予公民的大多數基本權利幾乎都被無情剝奪。誠惶誠恐地在這種「老虎」體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島上民眾終於迎來了「解嚴」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們對此反映非常平靜，甚至有點兒冷淡，沒有出現人群紛紛湧上街頭狂熱歡慶的景象。
這一天的到來其實並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破殼而出，無疑是對「戒嚴」體制和國民黨權威的一次正面挑戰，按他們的統治邏輯和思維慣性，那是一定不會容許的，其實離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不到7年，被軍法審判的民間反對精英還在獄中苦熬，一時台北上空陰雲密布。
沒有想到的是，老態龍鐘的蔣經國權衡再三，認為國民黨不能再墨守成規，以不變應萬變，而是要以變應變，決定對新生的民進黨採取「寬容」政策，「不承認，不取締」，實際上默許或者說容忍了民進黨的客觀存在。他在黨內高層會議上說：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
20多年後，我們不妨把這番話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這樣做實際上也是利大於弊，對內爭取民心，緩解社會衝突，化被動為主動，對外順應潮流，改善國際形象。他因此爭得政治變革的主動權，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一個新的時代由此開啟。對民進黨來說，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餡餅，而是長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組黨之前，黨外批評時政、呼籲民主，以及參選地方公職、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頑強地持續，並由此形成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等政治性社團。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議組黨的時代，他們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政治領袖與民間力量的良性互動，其結果是雙贏。
有人說，蔣經國以溫和態度應對民進黨的誕生，是因為考慮到鎮壓的成本很可能比寬容還要大。這個說法誠然有一定道理，那幾年，因為醜聞頻發使他的統治陷入了困境。
80年代，海峽此岸因為經濟改革釋放出來的動力，受到國際矚目。在這種壓力之下，蔣經國也在尋求新的應變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過，仔細尋找歷史的軌跡，蔣經國從默認民進黨到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並不完全是被動的、無奈的抉擇，更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經過了相當時間的醞釀。
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他就曾有過與黨外政治力量溝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記者採訪時，他第一次肯定了黨外運動的作用，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識分子做中間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與黨外代表有過兩次面對面溝通。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也就是說，民進黨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號。
毫無疑問，蔣經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有國際的背景特別是美國的影響，有島內民間反對運動持續不斷的抗爭，民意不可違，還有種種錯綜複雜的客觀因素，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他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他的胸懷、眼光和氣度，他身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所給予他的重新創造歷史的勇氣，疾病纏身的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患難的土地。
有的時候，特別是關鍵時刻，一個處於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決定歷史的走向。蔣經國正是以他暮年的作為而名留青史。
20年前，他解除「戒嚴」，使台灣在他身後順利完成代價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權交接，使台灣人民從此不僅享有繁榮的經濟，富足的生活，同時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和選舉的自由。
無論台灣還有著這樣、那樣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無論世人對台灣今天的民主化程度有著如何不同的評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瀰漫著活力的開放社會，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這一切固然是半個多世紀來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內的幾代人奮鬥、犧牲累積的結果，但也離不開蔣經國20年前的遠見和決斷，沒有他，島上的民主進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摸樣，歷史究竟是由具體的個人創造的。沒有蔣經國的大陸，通往民主之路註定了千迴百轉，艱難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