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農民們歡呼了，推行極左路線的惡吏，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餓死了這麼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鍋烹了的。但他有恃無恐，他是緊跟毛澤東和曾希聖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線正確就沒事。而張愷帆別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線錯了一切都錯了。於是一紙黑狀，送給省長黃岩，黃岩急送給正在廬山上圍攻彭德懷的曾希聖。曾也馬上呈送正大發淫威的毛澤東。這才有了毛澤東關於張愷帆無為問題的兇狠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黨。毛澤東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當時即轉發全國的，隨即又擴大了反右傾鬥爭，加速了共產風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後被餓死的。所以說『無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傷害，而是全國性人禍大饑荒，重要的一環，有很重要的標本意義，永不過時！
『無為事件』可以說是那場全國性人禍大饑荒中的一個『結點』，何出此言？大躍進的災難，固然是全方位的，而大量餓死人的直接原因，則是人民公社食堂制的強制推行，宣告農民家中有糧即是『非法』，而官方可以明目張胆『合法』的，以『反瞞產私分』名義，實行全國性的挖地三尺搜括糧食，有學者說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一口大鍋，把農民死死地罩住！』名曰集中到公社，統一安排，實際上是億萬農民，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之後，又失去了最後的土地產品支配權。從此命若遊絲，終日勞累之後，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湯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關門，農民只能活活餓死。
但辦食堂對毛澤東而言，則是另一番景象。不辦食堂，億萬農民家裡總還可以有一點度命存糧，毛權力再大，也難全控在自己手裡；而大辦食堂之後，再發一道親筆書寫的『反瞞產私分』命令，要各地以搞運動的方式，搜括糧食，供毛去爭世界共產領袖和盡情享樂。可見公社食堂問題，是毛的禁臠之地，大小官員都是碰不得的！
毛澤東對張愷帆的嚴詞批示，當時即發向全黨，已人所共知。下面抄一份有關食堂問題，毛澤東另一份也是面向全黨的批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貴州省委書記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並將糧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食堂是「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沒有保證。」毛大為讚賞，說「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到十年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頁》好一個『不要例外』！反右傾後毛更是一言九鼎，全國還有哪裡，能逃過毛的嚴控嗎？
據《張愷帆回憶錄》記載：「1961年在北戴河，談到了農村辦食堂，層層剋扣，加劇了饑荒的問題，毛主席說『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解散了農村食堂，他要是早一點提出來，不是更好了嗎？』」（399—400頁）
毛澤東真是文過飾非，顛倒黑白，翻雲覆雨的高手！張愷帆提的遲了嗎？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給中共中央寫了題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派專人送上廬山給曾希聖，曾即呈毛澤東。毛就是據此報告嚴批張愷帆的，筆跡還未乾呢，你毛某人就忘了嗎？難道你姓毛的也忘了廬山會議之後，你對貴州省委書記的批示，辦食堂『不能例外』嗎？
為反映無為和安徽的災難真相，筆者當年寫下了《大躍進中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一長文，全文兩萬餘言，大摘要八千餘言，發表於《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次年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遮蔽與記憶》一書，還被南京《雨花》雜誌及『四川文摘』等多家報刊摘要轉載。全文還曾刊於《炎黃春秋》刊外稿和『共識網』『五柳村』等多家網站。
關於食堂問題，筆者也曾發表過一篇長文，《人民公社食堂——苦難與罪惡的淵藪——一場肢解中國農民家庭的前哨戰》。因篇幅較長，只收千餘言的摘要。
因為《炎黃春秋》雜誌和『共識網』，『五柳村網』等，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所以反響較大。來電來函較多，都是對這一段痛史，表達了嚴重關注的，尤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安徽人無為人。對筆者絕大多數是支持的，因為我代他們發言了。對有親屬在大饑荒餓死者，也算立了個網上碑文。
毛澤東一意孤行，在鬥倒彭、黃、張、周黨內明智派之後，又大反包括安徽張愷帆、河北胡開明等在內的，全國三百餘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而掀起了更大的躍進，包括對世界大撒幣大撒糧，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比如僅1959年，已經大批餓死人了，還出口糧食416萬噸，據黨史第二卷官方數字，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就減少約一千萬！
可是至今尚有人，對那場人禍大饑荒持懷疑態度，不相信當時僅六億人口的中國，會餓死三千多萬人，甚至還在鼓吹什麼大躍進的偉大成果，說餓死人是造謠污衊。那麼不妨重溫一下，在1962年1月11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兩位主席是怎樣估計當時國家形勢的，便見分曉。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帳，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帳，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帳，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帳，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帳。」（《毛澤東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
「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已詔。可以考慮在每個各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門前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劉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注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年，384頁）
這兩份公開檢討，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可以阻住那些毛粉毛左，還有孫經先們偽學者的狂嘯。孫經先教授『論證』了，那三年減少的人數，是外流了，並未餓死！尊敬的孫教授們，你們這麼為毛劉洗地，使執政黨高層，情何以堪？如果你們說的是事實，那豈不是指著鼻子罵毛、劉兩位大國領袖是昏君，是不曉國情的糊塗蟲嗎？既然未因政策失誤大批餓死人，幹嘛要開這垂頭喪氣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幹嘛要說層層黨的領導，都犯了錯？！劉少奇更直言：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已詔——在中南海門前立石碑記事！孫教授你說說兩位大國元首這麼說，是否在給自己和執政黨抹黑？
說起中央七千人大會，應該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轉捩點。因為慘烈的現狀，得到了部分的暴露，說白了就是中央知道了，大批百姓被餓死，不得不在執政方針上，做出重大調整，重點關注農業，從而除四川省外，其餘各省餓死人數，開始減少，社會開始恢復了一些生機。
我們安徽，雖然因曾希聖為首的一班人，作惡多端，餓死了很多人，但後來曾希聖搞責任田，使農村面貌迅速改觀，還是有貢獻的，所以筆者於2003年，即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曾希聖功過是非應分清」一文，予以澄清。
大會還有一項也稱得上是歷史的功績，就是毛澤東被摔下了神壇，人們從大量悲慘的事實中，終於看清了什麼大救星，什麼偉大領袖的真實面目！這位頭上充滿所謂光環的什麼偉人，原來是禍害中國老百姓貨真價實的大災星、頭號暴君！
七千人大會，確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為此無為中學退休教師楊金聲先生，因大饑荒中一家有六口人被餓死，痛徹心扉，為防止災難重來，曾多次上書中央，要求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災難紀念碑！並把每年的1月11日，即那年中央七千人大會開幕的那天，定為『國難日』，屆時天安門廣場降半旗誌哀，全國停止娛樂一天，以祭奠大躍進大饑荒中枉死的三千多萬亡靈！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所謂三面紅旗運動，整整六十周年。六十年一個甲子，那時呱呱墜地的嬰兒，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了。而那些在運動中枉死的三千多萬幽靈，依然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遊蕩，還在不停地發出絕命的呼喊！呼喊著要還他們一個公道，呼喊著要懲治那些迫害他們至死的各級官吏，特別是那個曾高居神壇的罪魁禍首！反人類罪是沒有終止期的，君不見今日的俄羅斯烏克蘭諸蘇聯盟國，正在追審列寧史達林一群禍首嘛！
作為那場大饑荒的親歷者、倖存者和研究者，每當想起一個甲子之前，那些在我面前倒地而亡的餓殍，靈魂從未安寧過。經歷了重重苦難的我，筆下永遠只有哀傷、孤憤，苦難真相的追尋，以及造成如此人間慘案根本原因的思索了。
中國數千年來，都是農耕立國，是一方土地養一方人。歷來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的農民兄弟，都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為何一場名曰要實現什麼人間天堂的什麼紅旗運動，首先餓死的，卻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這裡必然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產糧食的土地所有權，究竟是誰？誰有權經營這片土地，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誰有土地產品的支配權？歸結一下，就是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土地產品的支配權。
而一切人禍災難，正是從喪失土地所有權開始，當農民們已經不是你足下土地的主人，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成了遙遠的夢，那數億農民就淪為無根的流民了，大動亂隨時可發生；再失去經營權，種什麼怎麼種，你都無權決定，你就是一隻田間操作的兩腳獸；最後失去了產品支配權，不問生產出多少糧食，都與你無關。開一間公共食堂，發多一點你就能活命，發少一點你就得挨餓，哪天不發了，你只能去死了。
歸根結底一句話，農村的根本問題，還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土地應該私有，還是公有？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有人說周之前殷商時代，是土地公有制，據考證實行土地井田制時，那井字中間那一塊，就是『公田』。
到了公元前261年，秦孝公時期，權臣公孫鞅發動了著名的『商鞅變法』，實行土地權私有制，可以買賣。從此土地證制度，或曰田契制，兩千多年來，基本沒有變過。有材料說明，明代的土地證，清代是承認的；清代的土地證，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都是承認的；甚至日偽時期，也未變更過。直到1949年政權變更後（49年前蘇區更早），經過暴力土改，才宣布既往的土地證，不問何年何月的，統統作廢！誰保留它，就是妄圖變天，是大罪焉！
暴力土改之後，新政權也是發過土地證的，並大肆宣揚過，說是中國農民終於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可惜應該是1955年，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土地證即作廢了！現實又成了夢想。
先秦以來，中國歷經動亂，如政權更迭、戰爭、天災、瘟疫等等，有過大量的人口死亡、大遷徙等。但大都能在一定時間內，安定下來。根本原因還是農民們，擁有腳下一畝三分地的所有權，常言『落葉歸根』，這個『根』不就是腳下這片土地嘛！
在三千年皇權不下縣（朝廷命官只到縣一級）的背景下，中國農村長期是『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除了土地私有之外，還與宗法制度，士紳文化，儒家學說等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既保持了先民們長期相對的和平安定，也決定了它的保守閉塞貧窮落後。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世界民主大潮的推進，中國鄉村一定會迎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變革是必然要發生的，但變革的方式和後果，令人未想到的卻是一場近百年的大動亂，把國人尤其廣大的農民拖入苦難的深淵！
筆者作為反右派大躍進大饑荒的受難者與倖存者，面對數千萬餓殍，做過長時期歷史性的追尋和思考，發表了有關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和有關鄉村自治的系列文章計十餘篇。小書中各收入兩章。
暴力土改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歷史證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廣大的中小地主群，是土地經營的行家裡手，是土地紅利的主要提供者。他們的土地來源，並非主要來自剝削。對他們趕盡殺絕，禍及子孫，是違法亂紀天大的不公，也是對生產力極大的破壞。而其理論根據就是什麼『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這些已被證明，是禍害人類的禍水！是近百年中國大動亂的原點。而且這場災難並未過去，一直還在延續。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等地的肆意大屠殺，就自稱是土改補課。那些被壓在五行山下的地主及子孫們，仍是賤民！應該認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還歷史一個公道！
暴力土改及階級鬥爭學說，也是對儒家學說和士紳文化，一個毀滅性的摧殘，直接破壞了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和道德維繫，流毒至今，一百年也難修復。
關於『鄉村自治』，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中國以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盧作孚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以及統治山西的實權人物閻錫山，對中國鄉村建設與變革，提出的理論探索與地區實踐。比如晏陽初的河北定縣模式，梁漱溟的山東鄒平模式，盧作孚的重慶北碚模式，和陶行知的江蘇曉莊試點。還有閻錫山治理山西三十餘年的成功實踐。當時就曾引起過廣泛的關注，至今也還有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說的是，這股鄉村自治的思潮與實踐，幾乎是與彭湃毛澤東們，在中國暴力推行的十年（1927—1937）土地革命，同步進行的。這就有了對比與參照，就有了中國鄉村建設與變革的百年之爭。
結果如何呢？歷史真相是最好的結論！
筆者這兩項研究，都是與大躍進大饑荒密切相關的。簡單地概括一下，就是不搞暴力土改，或是參照國民黨退守台灣時，與大陸幾乎是同步舉行的和平土改，他們做到了政府、地主、缺地戶三贏，不僅未死人，未引起社會動盪，而且爾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乃至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有了堅實的農村基礎。而暴力土改帶來的，卻是殺戮、血腥、經濟大衰退，和嚴重的違法亂紀及社會不公平，直到大量餓死人！
所謂『無為事件』已經過去近六十年了，在那場人禍大饑荒中，枉死的三十萬幽靈，至今還在中華大地上遊蕩，還在用我們聽不到的聲音，呼喚著歷史要還他們一個公道！我們編這本小書的目的，就是要還原『無為事件』歷史的真相，為的是汲取歷史教訓，不讓悲劇重演！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早日實現民主憲政制度，一切權力歸人民，把執政者關進位度的籠子裡，不准他們胡作非為！
2018年8月30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