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地下音樂，熱衷於探索城市裡處於夾縫中的、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她們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卻因感受與目睹具體的不公，而成為行動主義者。她們如此年輕而又熱情，假以時日，她們將承擔起更多。如今，面臨嚴厲的打壓，「起點卻彷佛成了終點。」但她們行動的意義才剛剛開啟。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一名婦女拿著一張寫有烏魯木齊火災日期的白紙，以悼念死難者。攝：Thomas Peter/Reuters/達志影像
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本文也是NGOCN關於白紙運動被捕者第二篇深度報導，第一篇為《被捕者：那些青年》。
2023年1月20日上午，農曆春節來臨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後，27歲的曹芷馨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律師。
這是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的會見室。她穿著土黃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褲，這是看守所的「號服」。按照慣例，會見時間只有40分鐘。
「她很堅強。」知情者說。
前一天夜裡，也就是北京時間的1月19日晚上11點多，被關押在朝陽區看守所的多名「亮馬河悼念活動」的參與者，被陸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其中有記者楊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沒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幾位同齡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時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更改為「尋釁滋事」。
據知情者稱當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們都與2022年11月27日夜發生在北京亮馬橋、反對疫情封控的悼念與抗議活動有關。
知情者說，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後，感到非常失望。她確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參加一個正常的悼念活動，會遭遇如此嚴重的後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問候與關心時，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而在此次見到律師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錄製的求助視頻，已傳遍了全世界。在這個視頻中，她預感到自己將要「被消失」，而尖銳地發問：「我們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為什麼要付出被消失的代價？我們是誰不得不交差的任務？」
早在1月9日，律師就為她提交了取保候審的申請，但被駁回。1月17日，律師向檢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見書」，認為她只是「參與了自發的民眾悼念活動，完全不構成犯罪。」但這份意見書並沒有被檢察院採納。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輕女性——27歲的翟登蕊，則沒有在農曆春節前見到自己的律師：繁瑣的各種申請手續，以及不斷出現的「意外」，讓會見變得很困難。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準備申請到挪威的奧斯陸大學攻讀戲劇專業的研究生。熱愛文學與戲劇的她已經為此準備了很久。原本她的親人想在律師會見時問到她的申請密碼，替她提交申請，但因為律師遲遲不能會見，如今已錯過申請日期，只能留下遺憾。
還有李元婧，畢業於南開大學，又從澳洲留學回來，是一位職業會計師，也是她們中「最有錢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熱愛寫作與讀書、自稱「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經畢業的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於2023年1月28日剛剛為她發出了支持聲明。
她們四個人，是同齡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樓老城區的胡同一帶。她們都有鮮明的文藝青年氣質：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以及地下音樂。她們熱衷於探索這座城市裡那些處於夾縫中的、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
她們關心社會議題，但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真正的公共發言。在一位密友的眼裡，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大多數只是「半積極分子」，是一群熱愛生活的、「對什麼都有興趣」，願意什麼都去嘗試的年輕人。「但她們與真正尖銳的問題之間，還有一定距離。」
她們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進入大學。從那時到現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一直處於被高度打壓的狀態。近十年來，在北京，很多公共領域的討論與行動已難覓蹤跡，而她們，身處文藝資源曾十分豐富的北京，在殘存的公共領域的夾縫中生長起來，並有一條脈絡可循。她們身上，有著這一代人的獨特烙印。
「她們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們也是行動主義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為保護當事人，此處用化名）說。他於2022年9月離開北京，去攻讀博士學位。他說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
「這一切遲早都會發生的，這三年極端壓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說，「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就一定會發生」。
「假以時日，她們可以承擔起很多東西。但現在，隨著她們僅僅因為一次街頭抗議就面臨嚴厲的刑罰，起點卻仿佛成了終點。」阿田說。作為朋友，他為此感到痛楚。
2022年11月27日，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網上圖片
1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達世界盃決賽的當天，曹芷馨從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網上看到了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的消息，就去了離家不遠的亮馬橋。「對她來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後來說。
她帶了一束鮮花，摘抄了一些詩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發的兩條朋友圈，那是她在現場。照片上也只是鮮花，詩句，還有站在一起的年輕人們。
已是深夜，離開現場後，她和朋友們又去了鼓樓周邊的酒吧玩，然後於凌晨時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裡。她一覺睡到大天亮，而此時，遠在國外讀書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聯繫她。
11月29日中午11點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電話。男友在電話那頭聽到了曹的房間有警察上門，一片雜亂的聲音。
「她是個心很大的女生。常常連門都不鎖。」她的另一位朋友後來說。五、六名警察直接進了她位於胡同雜院裡的小屋。
她被帶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傳喚或拘提不得超過24小時。和當日被帶走的大多數人一樣，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機和電腦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絲擔心，但依然正常生活著。12月7日，在亮馬橋悼念活動發生10天之後，中國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條」，全面放開了疫情管控。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輪，曹芷馨也不能倖免。
政府在一夜之間放開管控，在全中國，買不到基本藥物的人們都在自救。但無路如何，荒謬而嚴酷的清零政策終於結束了。「人們終於獲得了在家生病的權利。」作家狄馬曾這樣評論。
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們多了一絲樂觀。無論如何，政府放開管控，其實是間接承認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敗，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議活動無可指責。
在第二次被警察帶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討論可能的後果。
「我們當時猜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這個事情會不了了之，畢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達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現場的人會面臨幾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她的朋友說。
但最終，出乎意料的，那個最壞的結果降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