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後，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梁璞在受審查期間，為了「立功贖罪」，便檢舉林彪要以廣州為基地，擬定了作戰計劃。吳法憲說，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改善時，為了防止國軍突襲沿海地區宣示對大陸的主權從而破壞中共與美國的談判，毛周指示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開了一星期的會，空軍按總參指示加強了東南沿海的防禦力量，這個作戰部署是毛周親自批准的，何「政變」之有？在那個年代許多問題都被煊染、被歪曲了。
證明周恩來逼死林彪
對於林彪的遭遇，作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吳法憲寄予了無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變。他在書中回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兩點，他在北京西郊機場報告周恩來，林彪葉群所乘三叉戟飛機已經飛出中蒙國界，周恩來遂下令：「絕不准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吳法憲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際泰：不准任何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它打掉！
這些年來，許多資料顯示，林彪座機在外蒙境內沒有直飛蘇聯，而是在蘇蒙邊境處調頭飛返中國方向，這一舉動是由於林彪不想叛國，他強令飛機返回北京，但飛機著陸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吳法憲知道「不准任何飛機飛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麼林彪墜機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嗎？空軍司令吳法憲知道內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讓他長期與外界隔絕，直到九•一三事件後廿九年、他刑滿十三年之後，吳法憲離開居住地濟南到北京探親還需要有關部門批准，可見中共當局多麼不希望這位九•一三事件目擊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儘管事隔廿九年該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為歷史學家的論題了。
吳法憲在七十多萬字回憶錄中沒有說穿這一點，但他對別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對毛澤東的「四大秘書」首席——陳伯達被打倒一案，他寫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劉的鬥爭中，毛主席也是幾次藉助於陳伯達，四清中的《廿三條》、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託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內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力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說人家『三十年沒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為什麼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麼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帳，算老帳，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吳法憲的長子吳新潮在本書末之〈附錄〉中也發了一通牢騷。他說，對於他這南征北戰、浴血疆場十九年的父親，「有些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卅多年來一直在進行蓄意抹殺、歪曲和顛倒黑白，企圖讓人民群眾對父親另眼看待」，其矛頭直指中共黨史編纂部門的負責人。
對仇人惡有惡報感到快感
吳法憲臨終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奉命批鬥、審查他的上級、同事、下屬，幾乎都沒有好下場。九•一三時到空軍司令部監控吳法憲後來又成了吳案負責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在政壇上再也沒有作為。吳法憲被拘押在北京衛戍區時，五次提審他的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擺出了「中央首長」的臭架子，動輒訓斥他「態度不好」，然而就是這個李震，一九七三年橫死於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經顯露：他知道的機密太多。空司的王輝球、曹里懷和梁璞，九•一三後都主持過空軍的清洗工作，且下令關押吳法憲夫妻兒女，但不久就被審查，空軍參謀長梁璞還被送去農場勞改。由此，吳法憲悟出：「毛澤東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見那些審訊我的人很神氣。我就在心裡想：不要自我感覺太好，只是還沒有輪到你們的緣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絕太過！」
吳法憲的回憶錄揭示了，共產黨員熱衷於出賣靈魂、賣友求榮，那是一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傢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個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許世友，居然將三十年代上海報紙刊登的「伍豪啟事」密呈江清，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煽風點火。還是那個許世友，向林彪檢舉空軍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被俘叛變。報告上呈毛澤東過目後，余立金被打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