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華表原置於圓明園安佑宮，燕京大學建校時移此
鄭克中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語系的，只讀了兩年書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當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時，他和同班的幾個同學是持反對態度的。因為不了解大字報的背景和內幕，僅從內容判斷，主要矛頭是指向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的。大家認為這是將工作中的人事關係矛盾擴大化、政治化。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貼出，反擊的大字報立即貼滿了校園，當時的認識是：反對陸平就是反北大校黨委，反北大校黨委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右派。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鄭克中幾個人決定也寫一張大字報，並於26日晚貼到了學三食堂里的牆上，題目是《質問聶元梓們：想幹什麼？》。沒想到6月1日晚，風雲突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將其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聽到消息，幾乎所有的人都懵了，大家這才意識到，事情並不單純，聶元梓的背後定然有人撐腰。
回過神來之後，鄭克中等人忽然想到學三食堂還貼著他們圍攻聶元梓的大字報，於是趕緊去撕。沒料到卻遭到看守大字報校友的堅決阻止，好說歹說，在確信大字報是鄭克中幾個人寫的之後，才勉強讓他們撕了。第二天，整個校園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就幾乎銷聲匿跡了，原本像鄭克中這樣的「保皇派」（保陸平）一夜之間都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
過了一段時間，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名的七個人互爭「貢獻」大小，又傳出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是別人寫完後，她在大字報最後面添了兩句口號。因為她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官最大，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亂了套，課也不能上了，接下來就是揪鬥陸平和各系主任、書記、反動學術權威，開始了打人、戴高帽遊街、抄家。6月18日，西語系一幫人在38樓樓前把系副主任嚴寶瑜、團總支書記趙雲閣等人揪上台階，給他們扣上紙糊的高帽子，當眾羞辱、毆打，有人將廁所里盛便紙的紙簍扣在他們的頭上，從上往下澆墨汁，還把嚴寶瑜從六七級高的台階上踢下去。嚴寶瑜畢業於清華大學英語系，精通英、德、法多種語言，當過雲南王龍雲的翻譯。平時氣質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間遭此奇恥大辱，情何以堪！
當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1日選舉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聶元梓取代了陸平。接著各系也紛紛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領導。10月的一天，鄭克中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來信，告訴他自己已被打倒，寄給兒子的錢是最後一個月的生活費，全家已被遣送回農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發出的。鄭父告訴兒子，如果能在北大待下去就待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辦法。這消息如五雷轟頂，一下子就把鄭克中打擊得渾身癱軟，腦子一片空白。
鄭克中把這件事告訴了好朋友岑萬洪，岑是俄語系文革會成員，出身好，人很善良。他安慰鄭克中別著急，說他向系裡匯報後就去找聶元梓。過了幾天，岑告訴鄭克中，聶元梓已經批了，每月發給他十七塊五的助學金，並轉告鄭克中與家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北大助學金的最高標準是十九塊五，只有真正來自農村、出身貧下中農的學生才能享受，鄭克中能領到十七塊五的助學金，是做夢也不敢想的。
就憑著這每月十七塊五毛錢，鄭克中在北大堅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塊五的伙食費，還剩兩塊錢零用。後來學校規定，節餘的飯票可以換錢，鄭克中有時就不吃早飯或晚飯，這樣每月還可以再省出四五元錢買點生活必需品。
鄭克中後來才知道，父親的罪名是「走資派」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被押送回鄉之後，鄉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聶元梓，要求把鄭克中也弄回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理由是富農家的狗崽子，怎能在北大讀書？聶元梓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聶說，家庭和本人是兩回事，只要和家庭劃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幾年，鄭克中一直不敢回家，他知道，一回家就可能回不來了。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校園裡的大喇叭忽然傳出聶元梓的命令，說從清華大學附中過來了一批紅衛兵，要來北大「破四舊」，喇叭里號召北大紅衛兵緊急奔赴西校門，去保衛校門口的兩隻石獅子和院裡的一對華表。大家緊急出動，手拉手把華表圍了起來，在那裡整整堅守了一下午。後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見北大人多勢眾，沒敢來砸。北大西門院裡的那對華表與天安門前的那對華表是一樣的，是北京僅有的兩對華表，無比珍貴。清華大學門前的石牌坊和獅子就是在那時候被砸毀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蹟文物罕有能逃過這一劫的。唯獨北大的華表和石獅子得到了保護，文革中紅衛兵挺身護衛「四舊」，這在當年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1966年8月17日，毛澤東為北大校刊題詞「新北大」。8月19日聶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學紅衛兵組織。後來有一些人反對聶元梓，北大紅衛兵出現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兩個組織。兩派彼此武鬥，開了全國武鬥之先河。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斷發生。許多人被隔離審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人多了起來。俄語系朱耆泉老師被關在鄭克中住的那一層樓，一天清晨只聽到窗外「咚」地一聲悶響，然後就有人喊：「有人跳樓了！」鄭克中打開窗戶向下一看，只見樓底下蜷縮著一個人，腿還在抽搐著，鼻孔和嘴在往外流血。朱老師是南方人，卻長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語。朱老師除了出身是資本家，他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俄語系遭遇最慘的是田寶琪教授，他當過民國政府駐阿富汗使館文化參贊，1949年拒絕去台灣，繞道香港回到了大陸。文革開始沒多久便被隔離，他的愛人、弟弟、弟媳都死了。愛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一天早晨他被專案組叫醒，田先生呆站在那裡，囁嚅著說：「他們自殺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們劃清界限……」
大約是1968年8月中旬，聽說鄧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從42號樓五樓跳下去的，這座樓在鄭克中住的40號樓的右邊。十多天後的一個晚上，岑萬洪走來對鄭克中說：「鄧朴方摔傷躺在醫院裡沒人管，校革委會讓各系輪流去照看，每個系兩天，咱們系沒有人願意去，要不明天咱們兩個人去吧。」第二天一早，岑萬洪和鄭克中兩人來到北醫三院，在三層樓走廊的一個拐角處看到了鄧朴方。因為醫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擱到了走廊里。雖然同在一個學校，鄭克中對他也只是聞其名未見其人。第一眼看到鄧朴方，鄭克中發現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無奈與茫然，大部分時間，只是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和牆壁，不說一句話。從他身邊來來往往的大夫和護士，沒有人願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傳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護士交代我們，每隔兩個小時給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瘡，然後就是接一接大小便。
岑、鄭二人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和鄧朴方說話，出乎意料，他沒有拒絕。談話中得知，醫院沒給他做手術，也沒進行任何治療，能收留他就已經是發揚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了。問他為什麼要走這一步，他說班裡同學全都不搭理他，沒人去看他，被關起來之後，有的只是不停地讓他交代和揭發他父親……
問他今後打算怎麼辦，他說醫院攆他出去，過幾天他妹妹來接他。聽得出，他的話語裡充滿了後悔。多年後鄭克中才從報刊雜誌上知道，他從醫院出來先被接回北大校醫院，後來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頭。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清理階級隊伍時，俄語系還有一位被稱之為「台柱子」的龔維泰先生自殺了。他的自殺令許多人背地裡唏噓了好一陣子。他曾在蘇聯留學八年，學過許多不同專業，業務水平很高，但個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高年級的一位同學向鄭克中講述過龔先生的一件逸事。說有一年夏天，烈日當空，氣溫非常高，龔先生來教室給學生上課卻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揮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細，課後尾隨其至住所，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龔先生穿衣常用「比較法」，衣服穿過往床底一塞，經常忘記洗，需要時再拿出來比較一下，哪一件稍乾淨就繼續穿。那天比來比去，實在沒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課。此後同學們就經常去給他洗洗衣服。凡聽過龔先生課的同學都知道，聽龔先生的課不僅是學知識，更是一種語言文學美的享受。他愛擺弄收音機，和一些朋友聚會常唱蘇聯歌曲，因此被懷疑在搞裴多菲俱樂部，是蘇修特務。隔離審查時，他躺在教學一樓水泥地的草墊子上，晚上用夾在《毛選》裡的刮鬍刀片割斷了頸動脈。看管他的人背對著他打盹，等發現腳下出現一灘血跡時，龔先生已經斷氣了。龔先生四十多歲才結婚，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據說妻子已懷孕七八個月了。
文革已經過去了50多年，今天的中年人，對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已經淡漠，更不用說青年人了。但對過來人而言，回憶仍然是痛苦的。現在看來，聶元梓不過是那場悲劇中的一個角色。假如沒有聶元梓，會不會出來什麼張元梓、李元梓呢？
作者：鄭克中《北大二三事》
改寫：爾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