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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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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華表原置於圓明園安佑宮,燕京大學建校時移此

鄭克中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語系的,只讀了兩年書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當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時,他和同班的幾個同學是持反對態度的。因為不了解大字報的背景和內幕,僅從內容判斷,主要矛頭是指向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的。大家認為這是將工作中的人事關係矛盾擴大化、政治化。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貼出,反擊的大字報立即貼滿了校園,當時的認識是:反對陸平就是反北大校黨委,反北大校黨委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右派。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鄭克中幾個人決定也寫一張大字報,並於26日晚貼到了學三食堂里的牆上,題目是《質問聶元梓們:想幹什麼?》。沒想到6月1日晚,風雲突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將其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聽到消息,幾乎所有的人都懵了,大家這才意識到,事情並不單純,聶元梓的背後定然有人撐腰。

回過神來之後,鄭克中等人忽然想到學三食堂還貼著他們圍攻聶元梓的大字報,於是趕緊去撕。沒料到卻遭到看守大字報校友的堅決阻止,好說歹說,在確信大字報是鄭克中幾個人寫的之後,才勉強讓他們撕了。第二天,整個校園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就幾乎銷聲匿跡了,原本像鄭克中這樣的「保皇派」(保陸平)一夜之間都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

過了一段時間,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名的七個人互爭「貢獻」大小,又傳出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是別人寫完後,她在大字報最後面添了兩句口號。因為她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官最大,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亂了套,課也不能上了,接下來就是揪鬥陸平和各系主任、書記、反動學術權威,開始了打人、戴高帽遊街、抄家。6月18日,西語系一幫人在38樓樓前把系副主任嚴寶瑜、團總支書記趙雲閣等人揪上台階,給他們扣上紙糊的高帽子,當眾羞辱、毆打,有人將廁所里盛便紙的紙簍扣在他們的頭上,從上往下澆墨汁,還把嚴寶瑜從六七級高的台階上踢下去。嚴寶瑜畢業於清華大學英語系,精通英、德、法多種語言,當過雲南王龍雲的翻譯。平時氣質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間遭此奇恥大辱,情何以堪!

當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1日選舉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聶元梓取代了陸平。接著各系也紛紛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領導。10月的一天,鄭克中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來信,告訴他自己已被打倒,寄給兒子的錢是最後一個月的生活費,全家已被遣送回農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發出的。鄭父告訴兒子,如果能在北大待下去就待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辦法。這消息如五雷轟頂,一下子就把鄭克中打擊得渾身癱軟,腦子一片空白。

鄭克中把這件事告訴了好朋友岑萬洪,岑是俄語系文革會成員,出身好,人很善良。他安慰鄭克中別著急,說他向系裡匯報後就去找聶元梓。過了幾天,岑告訴鄭克中,聶元梓已經批了,每月發給他十七塊五的助學金,並轉告鄭克中與家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北大助學金的最高標準是十九塊五,只有真正來自農村、出身貧下中農的學生才能享受,鄭克中能領到十七塊五的助學金,是做夢也不敢想的。

就憑著這每月十七塊五毛錢,鄭克中在北大堅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塊五的伙食費,還剩兩塊錢零用。後來學校規定,節餘的飯票可以換錢,鄭克中有時就不吃早飯或晚飯,這樣每月還可以再省出四五元錢買點生活必需品。

鄭克中後來才知道,父親的罪名是「走資派」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被押送回鄉之後,鄉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聶元梓,要求把鄭克中也弄回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理由是富農家的狗崽子,怎能在北大讀書?聶元梓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聶說,家庭和本人是兩回事,只要和家庭劃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幾年,鄭克中一直不敢回家,他知道,一回家就可能回不來了。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校園裡的大喇叭忽然傳出聶元梓的命令,說從清華大學附中過來了一批紅衛兵,要來北大「破四舊」,喇叭里號召北大紅衛兵緊急奔赴西校門,去保衛校門口的兩隻石獅子和院裡的一對華表。大家緊急出動,手拉手把華表圍了起來,在那裡整整堅守了一下午。後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見北大人多勢眾,沒敢來砸。北大西門院裡的那對華表與天安門前的那對華表是一樣的,是北京僅有的兩對華表,無比珍貴。清華大學門前的石牌坊和獅子就是在那時候被砸毀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蹟文物罕有能逃過這一劫的。唯獨北大的華表和石獅子得到了保護,文革中紅衛兵挺身護衛「四舊」,這在當年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1966年8月17日,毛澤東為北大校刊題詞「新北大」。8月19日聶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學紅衛兵組織。後來有一些人反對聶元梓,北大紅衛兵出現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兩個組織。兩派彼此武鬥,開了全國武鬥之先河。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斷發生。許多人被隔離審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人多了起來。俄語系朱耆泉老師被關在鄭克中住的那一層樓,一天清晨只聽到窗外「咚」地一聲悶響,然後就有人喊:「有人跳樓了!」鄭克中打開窗戶向下一看,只見樓底下蜷縮著一個人,腿還在抽搐著,鼻孔和嘴在往外流血。朱老師是南方人,卻長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語。朱老師除了出身是資本家,他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俄語系遭遇最慘的是田寶琪教授,他當過民國政府駐阿富汗使館文化參贊,1949年拒絕去台灣,繞道香港回到了大陸。文革開始沒多久便被隔離,他的愛人、弟弟、弟媳都死了。愛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一天早晨他被專案組叫醒,田先生呆站在那裡,囁嚅著說:「他們自殺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們劃清界限……」

大約是1968年8月中旬,聽說鄧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從42號樓五樓跳下去的,這座樓在鄭克中住的40號樓的右邊。十多天後的一個晚上,岑萬洪走來對鄭克中說:「鄧朴方摔傷躺在醫院裡沒人管,校革委會讓各系輪流去照看,每個系兩天,咱們系沒有人願意去,要不明天咱們兩個人去吧。」第二天一早,岑萬洪和鄭克中兩人來到北醫三院,在三層樓走廊的一個拐角處看到了鄧朴方。因為醫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擱到了走廊里。雖然同在一個學校,鄭克中對他也只是聞其名未見其人。第一眼看到鄧朴方,鄭克中發現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無奈與茫然,大部分時間,只是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和牆壁,不說一句話。從他身邊來來往往的大夫和護士,沒有人願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傳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護士交代我們,每隔兩個小時給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瘡,然後就是接一接大小便。

岑、鄭二人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和鄧朴方說話,出乎意料,他沒有拒絕。談話中得知,醫院沒給他做手術,也沒進行任何治療,能收留他就已經是發揚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了。問他為什麼要走這一步,他說班裡同學全都不搭理他,沒人去看他,被關起來之後,有的只是不停地讓他交代和揭發他父親……

問他今後打算怎麼辦,他說醫院攆他出去,過幾天他妹妹來接他。聽得出,他的話語裡充滿了後悔。多年後鄭克中才從報刊雜誌上知道,他從醫院出來先被接回北大校醫院,後來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頭。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清理階級隊伍時,俄語系還有一位被稱之為「台柱子」的龔維泰先生自殺了。他的自殺令許多人背地裡唏噓了好一陣子。他曾在蘇聯留學八年,學過許多不同專業,業務水平很高,但個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高年級的一位同學向鄭克中講述過龔先生的一件逸事。說有一年夏天,烈日當空,氣溫非常高,龔先生來教室給學生上課卻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揮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細,課後尾隨其至住所,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龔先生穿衣常用「比較法」,衣服穿過往床底一塞,經常忘記洗,需要時再拿出來比較一下,哪一件稍乾淨就繼續穿。那天比來比去,實在沒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課。此後同學們就經常去給他洗洗衣服。凡聽過龔先生課的同學都知道,聽龔先生的課不僅是學知識,更是一種語言文學美的享受。他愛擺弄收音機,和一些朋友聚會常唱蘇聯歌曲,因此被懷疑在搞裴多菲俱樂部,是蘇修特務。隔離審查時,他躺在教學一樓水泥地的草墊子上,晚上用夾在《毛選》裡的刮鬍刀片割斷了頸動脈。看管他的人背對著他打盹,等發現腳下出現一灘血跡時,龔先生已經斷氣了。龔先生四十多歲才結婚,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據說妻子已懷孕七八個月了。

文革已經過去了50多年,今天的中年人,對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已經淡漠,更不用說青年人了。但對過來人而言,回憶仍然是痛苦的。現在看來,聶元梓不過是那場悲劇中的一個角色。假如沒有聶元梓,會不會出來什麼張元梓、李元梓呢?

作者:鄭克中《北大二三事》

改寫:爾新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青衣仙子的一維空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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