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下令改造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轉由中央直接領導，名稱改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倘若名符其實，亦等於四十年前約定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正式宣布走樣變形。
親政府傳媒都強調，今次改組是港澳辦升格，代表中央更重視香港，有利香港「由治及興」。這樣說，難道中央過去不夠重視香港？當然不是。1967年暴動，中共沒有收回香港，是重視它對封閉年代大陸的作用。香港前途談判，北京與倫敦簽訂《聯合聲明》，確保香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是重視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作用。回歸之後《國安法》之前，通過代理人治港，不論是商人、公務員還是黨員，儘量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也是基於重視香港對國家發展的價值。
不同時期，中共對香港都非常重視，只是策略和方法各有不同，落實香港政策的組織和行動也按不同需要而先後有分別而已。可見關鍵不是重視與否，而是重視什麼，由於每時期的任務重點以至規模不同，所以需要通過不同的工作組織去達成目的。其實不同時期不同工作任務的轉移，而組織因應作出轉變，這也是中共三大法寶之一—「黨的建設」的厲害所在。
回歸頭七年，治港任務主要交給特區政府，中聯辦及港澳辦從旁協助。2003年，50萬人示威，特區當局撤回23條（即國家安全）立法，北京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從憲制、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改變香港的現狀和發展方向，中聯辦更擔當介入香港政治的角色，在選舉工程、群眾組織及統一戰線等等擔當重任。
2019年反修例運動風起雲湧，11月底區議會選舉親北京政團崩盤式落敗，中共應對形勢，於2020年初，由協調小組改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並設置辦公室，主任一職由港澳辦主任兼任。《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除了由特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任主席，中聯辦主任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北京亦在香港設立中央國安公署。
演變至今，涉及香港事務的大陸部門包括中聯辦、港澳辦、國家安全部、部級的經濟工作及發展規劃部門丶外交部、解放軍，還有毗鄰的廣東省委等等。若再像過往由中聯辦主任為香港黨委書記，級別不一定比來自其他部委的成員高，同時不少國家安全以至經濟策略的具體措施都來自中共頂層的決定，部分亦牽涉廣東省的利益，香港黨委不能一錘定音。但若果事事向中央領導小組稟報，倒不如由決策到執行都由領導小組自己一手負責。更何況已設置的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辦的功能重疊，因此不論從效率到權威，由中央領導的港澳部門全權負責更順理成章。
自然不過，伴隨港澳辦的升格，就是特區政府的降格。首先是發展方向，香港當局無權主導，因為中央港澳辦的出現，正式代表香港未來是國家的任務，牽涉眾多國家級部門的努力和協作，香港只能參與其中，接受中央派給的角色。今後行政長官每年一度的施政報告，若不事先奏准中央，便只能在國家對香港既定的發展決策之中，尋找剩下的空間。
今次香港事務機構改組也顯示中央對特區政府欠缺信心。改組的目的，據稱除了落實一國兩制、掌握全面管治權、方便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等等，還包括保障民生福祉。換言之，中央不相信沒有他們的指揮，特區政府可憑一己之力，保障民生福祉。但事實也確是如此，報載簡約公屋如無中聯辦居中「箍票」（拉票），立法會能否通過撥款要求也是疑問。
如是者，由中央主導香港的內政，問題不僅關乎香港高度自治的存亡，或者香港與大陸利益之間是否偏重後者，更是香港的公帑是否用得其所。例如簡約公屋，造價昂貴固然無法令人信服，同樣值得留意是，特首（每月約四十五萬港元）甚至負責官員（每月約三十六萬元）支取的人工，都比英美日三國首相人工還要高（年薪二十至四十萬美元），施政卻招致社會不滿，何不廢取整個問責班子省回大量公帑，反正決策由中央港澳辦拍板，具體工作由公務員執行，他們還有何存在價值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