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過《陽光開朗大男孩》嗎？我聽過。我喜歡點進那些評論區顯示999+，1W+乃至10W+的歌曲，因為這些地方往往能不斷的提示我，被創造出來的文本在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就並不獨屬於作者。
於是，我不出意料的觀察到了兩種傾向：「不要過度解讀」和「要過度解讀」。考慮到只需要節選「不要斷章取義」就可以輕而易舉的「要斷章取義」，這兩種傾向實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希望不要過度解讀的人也無法否認朗朗上口的歌詞中被吐槽的某次劇本殺遊戲中出現的「邊緣—中心」矛盾，而希望過度解讀的人或許對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論一無所知，卻也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的被吃著韭菜盒子的神秘公主與抽著電子香菸的異域王子騎臉輸出中體驗何謂「和我有什麼關係」。
不意外，最近伴隨著「孔乙己文學」與「《我為什麼不喜歡孔乙己文學》」引發的爭論，果然有網友將兩者聯繫起來，在B站上發布二創作品《陽光開朗孔乙己》，不過20小時已有上百萬播放量。前段時間，「駱駝祥子文學」引發的網絡憤慨還未消散，對「孔乙己文學」的爭論和批評又再添一把火。
《陽光開朗大男孩》為什麼會被網友們過度解讀？並為什麼會有人將「孔乙己文學」與《陽光開朗大男孩》嫁接在一起並引起共鳴？為什麼這些年被一些官媒樹立的正能量形象和宣傳話語總是會遭到網絡上年輕人的抵制？我們恐怕要從本文開頭提到的「邊緣—中心」矛盾來說說。
巴西社會科學家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認為，「所謂依附，我們指的是這樣的情況：某些國家的經濟取決於它們所從屬的另外一些經濟的發展與擴張。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這些經濟社會與世界貿易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在有些國家（統治國）只能依此作為擴張的反映時，就採取了依附的形式，這對於它們當前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
這套模式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應當是耳熟能詳的，因為自中國踏入追求現代化之路之後，這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顯然並不獨屬於國與國之間，國家內部的地區與地區之間也是如此，「城鄉二元」這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是完全可以被拓展進依附理論提出的經濟模型當中去的。
事實上，依附論者松凱爾就曾說過，「我們設想發達與不發達是同一普遍進程的兩面……它在地理上表現為兩大階級分化：一方面是世界上工業化的、先進的、發達的、宗主的國家與不發達的、落後的、貧窮的、外圍的、依附的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是國內根據地域、落後的、原始的、貧困的、依附的集團和活動的兩極分化」。
顯然，作為發展仍然很不均衡的最大開發中國家，「邊緣—中心」的矛盾結構，依附的現象，在我們國內也仍然廣泛存在，只是很多的問題在統一目標下，在長期高速發展建設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為一種默契的犧牲。然而，在高速發展多年之後我們進入轉型時代，身處邊緣結構的人們被無孔不入的網際網路照見於中心結構之上，自然會有人發出種種疑問與不滿。
當下對「孔乙己文學」爭論與批評的背景，是去年以來的高失業率，以及史上最多的畢業生人數所引發的青年群體「畢業及失業」的廣泛焦慮。（目前比較權威的數據來自於去年七月，16-24歲、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分別為19.9%、4.3%）。
工作無憂，旱澇保收的人可能很難理解招聘市場上5000一個熟練工3000一個大學生的情景對於被父母傾注了大量期望的人的傷害有多大，特別是享受過了過去三十年帕累托最優改進帶來的發展紅利的父母輩們其實很難理解今天應屆生的焦慮與失落，更不要說即使大學生/研究生們放低預期，年景不好的現在，提供了大多數就業崗位的各類中小型企業所有人更是不會去僱傭一個想法多出力少的大學生的。大學生們絕不是為本就抗風險能力較低也缺乏專業知識和融資手段的小老闆們的選擇。
就算真的如同某些人的假設那樣，大學生們去當了環衛工勞動模範，那麼這也必然意味著原本可以去當環衛工的人必須另謀出路了——我們還是面對現實吧，以目前環衛工群體的平均情況而言，他們是不是真的要在這樣的年齡下繼續「向下兼容、向下內卷」？
這也就不難理解，在對「孔乙己文學」的批評中，網絡青年們的憤怒與消極反抗從哪裡來。指責當代「畢業即失業」的青年們是眼高手低、是自甘墮落的孔乙己，估計是沒有體會過校招與社招中的辛酸與無奈，而且「向下內卷」根本就是通過另一種方式去犧牲城鄉二元結構下的邊緣群體罷了。
往大了說，這不過就是一種話語陷阱，通過強調還有更邊緣的群體來否認事實上已經是邊緣群體的青年們面對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客氣的說，這幾乎是一種PUA，是一種懶政。
波蘭學者柯拉柯夫斯基描述過一種政治犬儒主義，非常值得我們警惕，即「意識形態日益成為一種枯燥乏味的思想例行儀式」。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林哲元認為這種政治犬儒主義的具體表現是，在宣傳中雖然仍然沿襲過去的意識形態用語，但沒有人真正相信意識形態宣傳的內容，只是維持表面的信仰儀式。
當「孔乙己文學」的批評者面對質疑時表達出「自己也是加班熬夜的辛苦打工人」時，對官方意識形態依然有所希冀的人們很難不在腦海里pic出一度爆火的《覺醒年代》中，先行者們追求八鐘點工作制時的場景。而這種代表著經典官方意識形態的景觀一旦與當代官方意識形態的布道者創造的景觀發生碰撞，我們就會發現其中的矛盾之處：
從更深一層來說，就像文章前面提到的，城鄉二元即是依附論在國家內部的表現。那麼，正常的解決方式應當是調整經濟結構，打倒各種意義上的依附階層，發展獨立自主的高新科技，破除帝國主義對開發中國家的剝削，從而使得每個人都能獨立而自由的發展。
只不過，這絕不可能通過讓大學生去當環衛工來實現，史丹福大學哲學系的Dr.Luo指出，後工業社會這個歷史分期本身就是建立在工業社會建構的工作倫理和分工秩序被質疑的基礎上。微觀上很重要的驅動機制是教育，教育除卻可以培養合適的人力資源生產要以外，教育還可以帶來材料和要素們關於個體尊嚴和個體與社會整體關係的對抗性反思。所以號召回歸工作倫理和分工秩序簡單生活方式這種懷舊主義是無法應對新歷史分期的內在矛盾的。
我們在學習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時，相信大部分的教案與老師都會強調孔乙己的悲劇是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質造成的，是時代的悲劇。而如今，卻有人認為孔乙己悲劇的「真相」是其人「好喝懶做」、「總是偷」、「除了讀書寫字沒有其他本事」，這真是堪稱對魯迅的晚期資本主義解讀了。
當代青年面臨的問題是「好喝懶做」、「總是偷」、「除了讀書寫字沒有其他本事」嗎？我想不是的，孔乙己再落魄，終究還是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寫得了一筆好字的。因而，似乎看起來只要改了好喝懶做和偷雞摸狗的毛病就可以過上起碼溫飽的生活，可在微軟推出的ChatGPT系列席捲全球的今天，即使你會背康熙字典又能手寫印刷體，缺乏個人資本要素和社會資本要素的當代青年的勞動市場議價能力已經被進一步降低了，如果不改變結構性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代青年何止不是脫不下長衫的孔乙己，反而欲做孔乙己也不得了。
談《孔乙己》就離不開那句經典的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們還是要記住，這「哀其不幸」可還在「怒其不爭」之前啊。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