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為嚴邦國重度昏迷後雙眼半睜，被粘上醫用膠帶閉合以保護眼角膜；右圖為嚴邦國剛入院時，右眼呈外傷淤青。（受訪者提供）
旅居紐西蘭的廣西維權人士嚴克維近日披露了他的父親車禍就醫後，家屬被醫院誘捐器官的經歷。「作為當事人，遭遇過這種器官的勒索，我是希望把這件事曝出來，讓大家都知道……」他說。
嚴克維的父親嚴邦國是一名國企工人。單位破產時，由於政府貪污，職工得不到分房等福利，嚴邦國曾作為職工的代表去上訪維權。作為一個老訪民，他關注時政，時常被國保警告。
2021年元旦剛過，不幸發生了。2日清晨5點，時年62歲的嚴邦國在騎行共享兩輪自行車時，被一輛三輪載貨摩托車碰撞，河池市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對方負主要責任。
圖為嚴邦國身份證。（受訪者提供）
據廣西河池市人民醫院入院記錄顯示，嚴邦國於當日7時53分被送到該院，他被撞後傷及頭部，出現昏迷3分鐘，醒後無再昏迷，神志清楚，由本人陳述病史。
嚴克維當時在廣東打工，當天晚上趕回河池市，父親已經在河池市人民醫院的神經外科的重症病房。「我去的時候，他是躁動不安的，我說『我是克維』，他還聽得懂，就很含糊地說『克維啊』，然後他就睡過去了，因為他們給他打了很多鎮靜劑。」
「當時中共還在搞防疫運動，不讓陪護，探視也很麻煩。第二天、第三天從病房裡拉出來做CT，還見了兩次，也是掙扎得很厲害。」
醫院告訴家屬，這種車禍是由第三方（肇事者）賠償，醫保不報銷的。醫院會先掛帳，由家屬全額承擔帳單，然後再去跟第三方追訴。
在神經外科四、五天，主治醫生打電話來，說病人血氧不夠，要做氣管切開插呼吸機，要家屬去簽字。「之前是用輸氧面罩。」嚴克維表示，家屬都覺得突然，也到處問朋友，最後聽從了醫生的建議。
「去氣切的時候，推他到樓上手術室，他就抓我的手，非常緊，也是說不出話來，但是他死命抓我的手，抓很久……」嚴克維回憶，手術做了一個半小時，出來時父親就昏迷了，睜著眼睛，叫他、搖他也沒用，還會流眼淚。
當天晚上10點鐘，父親被轉到ICU。大概住了一個星期，醫生就說病人很難恢復，最好的情況可能是植物人。幾天後，醫生開始提出捐獻器官的事情，並要做血透（保護肝臟）。
嚴克維表示，醫生是「循循善誘」的，「他先說沒有搶救價值了，如果捐獻器官的話，紅十字會報銷醫療費用。他還特意解釋說這不是器官買賣，因為有病人需求，紅十字會就有這個項目，好像做慈善一樣。」
「當時我們不同意的，因為你也懂中國人，像我們遇到這種事本身就很悲痛的，中國人講究絕對不能死無全屍，發生車禍就是一次（身體損傷），再搞一次把器官搞走，我們當時是直接拒絕。」他說。
在家屬拒絕捐獻器官後，醫生加大了用藥。血透藥費一天增加五千，人血白蛋白五百元一瓶，都是醫保不報銷的。醫生還給出一個長長的治療方案，稱在ICU住兩三個月，能夠脫呼吸機了，再去高壓氧艙。確有一些患者半年後好了，或者需要一兩年。
大約1月中旬起，嚴邦國的眼睛被用醫用膠帶粘合起來，「醫生（說）漏嘴說是為了保護眼角膜，總是睜眼會讓眼角膜病變。」嚴克維表示，「因為（父親）一直沒有好轉，大概二十天這樣，醫生又說，紅十字會的（項目）你們考慮不考慮？他說話那意思好像只要同意，他們馬上就能辦。等於說我也是被擊垮了，這樣才同意的。」
「不過到了第二天，醫生就說沒有（捐獻器官）了，因為年紀大了，可能就是沒有配型成功。他這時候也改口了，說這兩天人可能就不行了。」
「1月8日那份法醫損傷檢驗寫到Glasgow（格拉斯哥昏迷評分）14分，照理說是輕度昏迷的，但我們從始至終沒能跟他說一句話，（他）沒有任何遺言能留給我們。」嚴克維說。
2021年1月24日深夜，嚴邦國去世，死亡醫學證明書上寫著「多器官功能衰竭」。「他們拖延治療，後面基本是為了維持器官。就好像他們安排的，如果有器官需要，他還能撐一個星期、半年；如果沒有需要，又說沒救了。就是謀財害命！」
「父親死不瞑目的。事後我就想到，他們這種套路肯定不止一次。」嚴克維在百度查新聞，搜索「廣西交通事故捐獻」，發現因交通事故捐獻器官的案例有很多起，因為交通事故醫保是不報銷的。
「我相信這些人沒有一個願意捐的。像我們中國人講究孝道，發生這種事家屬肯定很悲痛，一定想救人。因為我們中國人醫療沒有保障，他用壓力擊垮你，被醫院這樣的勒索，這是醫院的套路，這是一個黑幕。」
嚴克維是一名90後，家中的獨子。他從小受父親的影響，看到國內的黑暗，也收聽美國之音、翻牆了解外面的世界。2018年，他去法國應徵法國外籍軍團，在巴黎艾菲爾鐵塔戴著國民黨的帽徽自拍，被網警監控。
圖為2018年10月9日，嚴克維去法國外籍軍團應徵時，在艾菲爾鐵塔自拍留念。（受訪者提供）
2019年六四期間，他因為推特言論和要去香港參加維園六四30周年活動，被拘留15天。
嚴克維表示，經過父親這件事情，他完全相信法輪功學員對於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必須揭露這種喪盡天良的行為，它背後肯定是有一個很大的系統在支撐著，運作得非常流利。」
記者就嚴邦國的案例諮詢多位醫生，醫生認為病人腦部受傷後燥動、頭痛，一般會使用鎮靜劑，使病人安靜下來以免造成再出血。
根據入院10天後的CT片子，一位十多年從醫經驗的劉醫生表示，從腦CT評估，存在挫裂傷，多發出血點，大腦鐮下少量出血。胸部CT，氣管內有插管，雙肺靠背部內滲出，出血或水腫。應該是墜積性的肺炎（長期臥床而形成的常見呼吸道併發症），摔在地上背部的受傷也有可能。
但他認為，腦內散發的挫裂傷出血，目前這種小的出血點，不至於造成人的死亡。如果要證明他真的是植物人，起碼腦內有一個大出血，更嚴重、更惡化的表現，或者哪個器官衰竭了。
劉醫生建議，病人家屬要追究醫療事故責任的話，首先要把病例全拷貝回，查第一步資料，病例沒有任何修改的痕跡。如果真的是醫生在做局的話，那家屬真的是沒有辦法對付。
記者致電河池市人民醫院韋姓主治醫生，詢問嚴邦國病情惡化的原因。對方先花了5分鐘時間在系統上查詢病例，找到柳州嚴邦國的病歷，查到是車禍住院後，韋姓醫生就以「某某比較了解情況」為由把電話給了別人。接過電話的人稱也是重症室的醫生，說「你們有什麼情況都可以走法律程序」。
記者再問，韋醫生是否曾經勸家屬捐獻器官？如果家屬同意捐獻器官了，那還怎麼治療？對方稱，「這個問題我不好答覆你。你叫家屬來，我們當面跟他聊。我們病歷也寫得很清楚。你們有什麼問題，來跟醫院協商。」遂掛斷電話。
老年人也是活摘供體目標
《追查國際》（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負責人汪志遠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追查國際在調查取證時候，也遇到五、六十歲的器官供體。老年人捐獻器官不是最好的年齡了，年紀太大了。就是為了錢，為了利益，國內醫療界可能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
追查國際調查員2018年6月25日調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科的電話錄音顯示，對方表示肝源充裕，涉及周圍好多個省份。「我們一般都還是四五十歲左右吧，四十歲左右，主要還是年輕的。」值班醫生說。
記者查詢中國知網（CNKI）系列資料庫，一篇《老年齡DCD無償器官捐獻腎移植臨床效果分析》的論文顯示，隨著移植供體器官的日趨短缺，器官供需矛盾日趨擴大。老齡無心跳死亡供體（DCD）的臨床效果將備受關注。
知網論文顯示，三名六十多歲的老人成為器官移植的供體，六名受體一人出現急性排斥反應，一人術後死亡。（網頁截圖）
在這個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移植中心，2010年5月至2012年8月的6例尿毒症患者腎移植手術中，一人出現急性排斥反應，一人術後死亡。其中4例接受2例車禍傷致DCD患者供腎，男性供體年齡分別為65歲、61歲。2例患者接受1例顱內良性腫瘤致DCD患者供腎，女性供體年齡為63歲。
醫院和紅十字會被指涉嫌「謀殺」
公開資料顯示，河池市人民醫院本身不具備做器官移植手術的資質，但卻是器官供體「援建單位」。桂林醫學院附屬醫院官員上的一則消息顯示，早在2014年，該醫學院已經累計完成22例的器官捐獻，36例器官移植手術，河池市人民醫院作為其肝移植對口援建單位，在器官捐獻方面有合作。該院院長經常到外地醫院訪問。
多年以來，河池市人民醫院是器官捐獻的「援建單位」。（網頁截圖）
汪志遠認為，嚴邦國的案例中，院方的步驟不能排除他們誘捐，誘導病人家屬同意「捐獻」。而且從這個案例來說，病人根本不是腦死亡。腦死亡是：重度昏迷；深度的神經反射消失；呼吸不可逆停止。這三項缺一不可。
「他這個過程中一直插著氣管，也沒有做呼吸功能消失的試驗，這怎麼能證明他是腦死亡了呢？這一點上來說，就不應該是腦死亡。他（院方）沒有做這個診斷腦死亡的步驟，這就不行。他是有意地去製造這麼一個現象。」
中共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刑犯器官，中國公民自願捐獻是人體器官移植供體器官的唯一合法來源。而中國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是由中共國務院領導的官方機構。
陸媒報導顯示，近年來，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頻繁出現在事故傷亡者的家屬身邊，中國紅十字會在各地並組織「三獻」（無償捐血、造血幹細胞捐獻、遺體器官捐獻）宣講活動，鼓動民眾甚至大學生捐獻器官。
南方醫科大學醫師胡冬梅2015年關於器官捐獻意願的調查論文顯示，僅有12.6%的受訪者願意捐獻一部分器官給不認識的人。不願意捐獻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擔心器官被不人道地摘取，遺體遭受不尊重」（54.4%）；「對醫療機構等不信任，擔心被他人用於謀利」（42.9%）；超過半數（55.5%）的受訪者擔心同意捐獻後醫生會為了獲得器官而不盡力醫治。
汪志遠認為，中國大陸在中共的管制下，至今沒有腦死亡立法，所有說腦死亡取器官，這都是非法的，實際上就是一種殺人行為。「從這個案例上來講，這是一個涉嫌謀殺，不是一個什麼腦死亡器官捐獻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