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大知識分子章士釗同宗的章乃器，是經濟學家，也是民建創始人之一，曾為中共統戰立下功勞。中共建政後，章先是出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並參加政協，繼續擔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其後出任糧食部部長。他還與李維漢等共同負責創建了全國工商聯，任副主任委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一心為中共的經濟學家，卻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與章伯鈞、儲安平和羅隆基被中共劃為四大右派，毛更是將章乃器、章伯鈞和羅隆基劃為右派的老祖宗。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刊布《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隨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新聞日報》刊發《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章乃器被徹底打倒，被經常性的批鬥。
1962年，由於章乃器上書政協要求平反，被認為是「翻案」行為，民建將其開除。文革爆發後，章乃器慘遭酷刑折磨，被剝奪了幾乎所有財產。在其兒子、當代學者章立凡所寫的《長夜孤燈錄》中，記錄了其悲慘的遭遇。
書中寫道，在紅衛兵抄家後，章乃器寫了一份《呼冤書》貼出，自述愛國歷史，說明1957年被劃右派是一樁冤案，並與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頭頭談話，試圖緩解形勢。這個方法一時奏效，頭頭將部眾撤回，還叮囑父親將客廳中陳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毀壞。
然而，沒過多久，1966年8月24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光臨，不由分說便開始抄家，附近幾所中學的紅衛兵也聞風麇集，一場家難迅即降臨。他們將章乃器押至東安市場旁的吉祥戲院，參加「打人集會」。被打的都是本區的「重點打擊對象」，一旦進入這個「鬼門關」，便有去無回。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著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裡硬挺著，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
章乃器被抬進協和醫院後，先是被拒絕救治，後來又獲得治療，原因是周恩來在收到章乃器寫的求救紙條後，下令救治的。
章乃器從醫院被送回家後，苦難並沒有結束，總共在各種酷刑和侮辱中度過了八個晝夜，這段日子裡他一直絕食。紅衛兵還將重病中的章的第五任妻子王者香，從醫院的病床上光著腳拖回家裡，鉸了頭髮一起批鬥；並將其藏書全部堆在院子裡，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體，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毆打……
1967年章乃器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述了這段慘無人道的日子：「這是我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鍊和考驗」；「八月二十五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虐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裡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塗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上述文字讓人不寒而慄。
另外，作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著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搶走的外，其餘的被康生下令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曾收到一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其中有康生、陳伯達、林彪、曹軼歐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但所列清單，都不是章乃器重視的文物，許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單之內。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字，紅衛兵抄家上繳的章乃器文物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發還時僅為1134件。
熬過這段慘無人道日子的章乃器1975年在鄧小平的幫助下，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不久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再次受到壓制。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醫院地下室離世。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則死於1966年紅衛兵的毒打中。
有著如此慘痛經歷的章乃器，帶給人們的是怎樣的啟示呢？章乃器是否後悔當年聽信了周恩來和中共的蠱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