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的國家轉型問題，既不存在轉與不轉的問題，也不存在何時轉的問題，更不存在向何處轉的問題，唯一只剩下如何轉的問題。（美聯社）
人類歷史走到今天，世界潮流終於九九歸一，任何國家都不再有「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之猶豫抉擇問題。自由向更加自由奮鬥，民主向更加民主努力，文明向更加文明出發。這既是人類的普世共識，也是地球村准入許可的國家道德準則。中國當然也不應該游離其外。
中國只剩下如何轉型的問題
民主自由與獨裁專制之間不存在任何黃金比例安排，只有0或1的選擇。這種選擇也沒有「漸進」一說，從來都是一錘子買賣。正如女人分娩一樣，要麼順產，要麼難產，要麼剖腹產，萬萬不能附加條件地分段生產，否則，就是黑醫故意扼殺嬰兒胎死腹中。同理，關於民主轉型的歷史論、階段論、文化論、國情論、素質論等任何推諉之詞，都屬於頑固抵禦轉型的掩耳盜鈴。因此，擺在中國今天的國家轉型問題，既不存在轉與不轉的問題，也不存在何時轉的問題，更不存在向何處轉的問題，唯一只剩下如何轉的問題。
如何轉型中國？目前有兩種最為普遍性的兩極變革幻想
一種是幻想頂層出現戈巴契夫式的開明巨人，以專制結束專制，用獨裁結束獨裁，從而實現在垂柳依依的溫情脈脈中就走上現代憲政之路的國家轉型模式，可稱之為「領袖變革」。
一種是幻想經濟崩潰導致饑民被迫揭竿而起，以最原始的底層革命方式摧毀舊秩序建立新世界，從而實現在血與火的屍骨堆里走上現代憲政之路的國家轉型模式，可稱之為「飢餓變革」。
之所以我們說這兩種兩極轉型模式在中國純屬幻想，原因就在於沒有對這兩種模式所必須的條件有深入理解。
領袖變革模式，就是希望在專制政權金字塔頂端出現一位開明正直的神級領袖人物，憑藉手中既有的極權優勢主動實現國家轉型。這種模式將受制於領袖所面臨的三大障礙約束：是否願意變革，是否能夠變革，是否敢於變革。
權力是個好東西，尤其是不受監督的極權更是權中極品，它能讓極權者實現自己一切理想抱負的可能。上天攬月下洋捉鱉，糞土當年萬戶侯，惜秦皇漢武數風流人物，放眼寰球也就幾隻蒼蠅嗡嗡……，說說，這是何等豪邁的獨行天下？隨便亂寫亂畫就是自成一體的書法，「土豆燒牛肉不許放屁」也是獨領既往詩詞歌賦的風騷，即便打錯了標點用別了字依然是不可撼動的經典絕唱。為什麼那麼多人崇拜先帝爺等無法無天的極權暴君？因為那種唯自己自由而肆意生殺予奪他人自由的瀟灑會讓人如痴如醉，這就是蔣宋夫人當年說的「權力美感」。
繼續獨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獨裁的快樂感
權力美感會讓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主動放棄權力麼？絕不會，這是人之常情。只要權力快樂感不低於權力痛苦感，沒有誰會放下手中的權力。我們津津樂道的華盛頓為什麼沒有走上獨裁之路，除了他自己具有神一樣品質的高貴之外，更重要是，當時有一批也具有神一樣品質的先驅人物在緊緊盯著他，從來一刻也沒有放鬆對他的警惕，聯邦黨人文集和政黨的興起都是圍繞如何制約總統權力組成的專業監督隊，華盛頓離開總統府說了一句話：「我終於把這燙手的山芋甩給了亞當斯」。華盛頓是被罵成小偷婊子而結束總統生涯，儘管他為國家熬白了頭髮熬壞了眼。因此，卸任兩年不到就一命嗚呼，享年才68歲。你說那總統得有多痛苦才會如此這般折磨人啊！是你，還想當下去麼？
同理，戈巴契夫、蔣經國、德克勒克、吳登勝等人，雖然面臨的境況與華盛頓當年不一樣，但內在的原因都是因為繼續獨裁的痛苦感超越了獨裁的快樂感，再加之他們本人的人性猶存，所以他們沒有獨撞南牆而已。想想，為什麼蔣經國不提前一年、五年、十年就放開黨禁報禁？是不能還是不敢？別給我說什麼條件不成熟之類的陳詞濫調，我告訴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願意。同樣，德克勒克和吳登勝也是如出一轍。唯有戈巴契夫還算是先知先覺再加道德超人而主動棄權，這的確值得大書特書一筆。正是因為戈氏的新思維，直接導致東歐劇變、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結束了持續45年兩大陣營的對壘格局，為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其實比華盛頓等人更甚一籌，但由於國內主流意識形態對其諱莫如深，一直都沒有得到正面評價而已。儘管如此，也不得不說是因為前蘇聯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逼迫戈氏做出個人大智大勇大德的抉擇。講到這裡，筆者只能唯心地說，上帝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苦難安排是有先後順序的，前蘇聯人民熬到頭了，所以上帝降臨了戈巴契夫。如果當年的戈氏換做普京大大，那又完蛋了。
綜上所述，極權者是否願意棄權，主要決定於三點：（1）極權環境壓力是否超越了極權者的心裡承受程度；（2）極權者是否還尚存最起碼的人性道德；（3）極權者是否還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維。後兩點是加劇第一點是否提前到來的催化劑，如果極權者已經喪失人性和最起碼的智力思維，即便水燒開了也不知道起腳的，因為皮太厚了，薩達姆、卡扎菲、巴薩爾等人無不如此，你讓他們這些魔鬼級極權者做出放權的「願意」，還不如把他們殺了。
以不斷歌頌胡耀邦、蔣經國、吳登勝、德克勒克為引子來觸動頂層出現領袖變革的寄望，註定是一廂情願。（美聯社）
退一萬步講，即便極權者有放權的意願，就能實現領袖變革的國家轉型嗎？NO，還得看第二大約束條件：是否能夠變革。能不能，主要決定於極權者和極權系統所沉澱的包袱是否放得下？這個包袱其實就是罪孽，如果沉澱的罪孽能有效歸零或輕緩到不足以被清算的可能性時，那麼，領袖變革模式基本水到渠成，就不再存在第三大「是否敢於變革」的約束條件。
幻想領袖變革實現國家轉型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如果極權領袖有意願，那麼說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經不是阻力，關鍵就是看極權系統的包袱阻力有多大。這個罪孽包袱是什麼？主要包括反人類罪孽和特權腐敗罪孽的沉澱量。如果反人類罪孽具體存在並且實施者還在世，極權領袖就會遭遇難以抵抗的阻力。如果反人類罪孽與實施變革的極權領袖之權力來源是一脈相承的關係，那領袖變革的意願幾乎會被秒殺。另一個絲毫不亞於反人類罪孽的包袱就是系統性腐敗沉澱量，也就是特權階層已經獲得的腐敗利益是否超越了民眾放棄清算的容忍度，如果沒有超越這種容忍度，領袖變革意願就能執行，否則，就會遭遇特權階層（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體抵禦。腐敗利益沉澱量越大，抵禦領袖變革的意志力量就越堅決。
戈巴契夫之所以能順利讓「新思維」落地也沒有流血，就是因為蘇共極權系統這兩項罪孽包袱不大。反人類罪孽可一股腦兒推到前面已經死去的極權者身上，從而將自己的罪孽可以歸零。戈氏解散蘇共中央時，一直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特權還沒有變現的機會，腐敗沉澱量非常有限，最多就是多了一點特供啥啥的，即便失去權力也沒有多少落差，更不會有被清算的恐懼感。如果在戈氏之前已經推行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戈巴契夫即便有上帝附體也難以撼動特權腐敗體系的集體抵禦力量，貿然變革必遭血光之災。特權腐敗越泛濫越縱深，領袖變革的意願和可能性就越小，他也不敢變革。戈氏變革的成功條件也同樣可以解釋蔣經國、德克勒克和吳登勝模式。
也許一些急欲變革的幼稚右右會說：「乾脆就別清算好了，已經腐敗的就讓他去好了，早轉型一天總比不轉好，何必糾結呢？」那好，只要此語一出，不但現在所有的虎啊蠅啊的放心了，所有的小虎中虎會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向大虎巨虎看齊，並且狼豬狗羊都會朝虎山一路狂奔，反正不用擔心被清算嘛。特權腐敗體量更加厚重如山，既得利益群體更加龐大如雲，弱民階層更加弱如螻蟻，從而，阻擋變革的力量必然更加壓倒性超越訴求變革的力量。這就叫麻雀吃胡豆沒跟屁眼商量。
根據領袖變革的三大約束障礙，請問今天中國，幻想領袖變革實現國家轉型的可能性還有嗎？因此，那種以不斷歌頌胡耀邦、蔣經國、吳登勝、德克勒克為引子來觸動頂層出現領袖變革的寄望，註定是一廂情願，即便胡趙陰靈迴轉也只能兩眼一瞪而無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