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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雲彬日記反映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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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大家宋雲彬在日記《紅塵冷眼》中,寫下了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運動,他以親歷者的身份作了真切、生動、具體的記載。這記載,還原了歷史真相,也還原了那荒唐歲月。這些「運動」無一不「擴大化」,給人們帶來了無妄之災,也有飽含辛酸的「笑談」。宋雲彬日記是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史的補充與旁證的。

1952年初,中央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2月23日,浙江省主政者告知時任浙江省政府委員的宋雲彬,浙江大學有「『大老虎』,蘇步青、蔡邦華等交代問題,群眾表示不滿」,同日,從谷超豪處得知,在浙大,受到衝擊的,還有「民盟同志談家楨、邵均、路嘉冰、李壽恆等」。3月23日,得知「蘇(步青)交代問題不真實,五次均未得通過」。沒有問題而要「交代」,這又何從「交代」起?無法交代而作的「交代」,則被認為「不真實」了。在宋雲彬,他是了解情況的,可舉一例。1952年3月10日,在文教、衛生、新聞、出版系統之打虎大會上,「有孫世立者,當場坦白貪污黃金四千五百兩,其兄孫世輪已早受逮捕,貪污黃金五千兩之多,其他銀元穀米等尚不在內。醫師王季平當場坦白,貪污黃金及其他物資,數量超過孫世立」。這交代的都是巨款,而這些單位一年的經費又有多少,遑論作為醫師的,能經手多少錢?又何來這麼多黃金?主政者以為「打虎運動」有了大收穫,清醒者如宋雲彬則在次日赴文管會「談昨晚打虎情況,聞者大噱」。只是簡約地如實寫於日記中,但「聞者大噱」一語就很可以反映出這如同鬧劇一樣的逼供是如何在製造冤案,而在當時又是怎樣被作為笑話來看待的。

這次三反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可以從宋雲彬在1952年5月10日記載中看到:「下午(浙江省)沙文漢副主席邀浙大一部分教授茗談,對『三反』及即將進行之思想改造交換意見」,「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首先發言,反映『三反』運動中種種偏向,聲淚俱下。」且言及對具體領導浙大「三反」的某人當面指斥:「我很鄙視你,你不配領導『三反』,更不配領導思想改造!」作為享有盛譽、被稱為「中國愛因斯坦」的一代物理學家束星北,以如此激烈的言辭一改以往溫文爾雅的處世態度談「三反」,也可見這次運動對他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傷害之深了。在這次座談會上,發言的還有程孝剛、蘇步青、陳建功等多人,也都對三反運動中不講政策、傷人之深的偏差作了尖銳的批評。

1958年颳起了「大躍進」的狂風。在宋雲彬的日記中,可以見到已作為「右派」的他記下的種種荒唐事跡。1958年7月7日,浙江省政協組織人員去麗水參觀,「晚,參加文教專業組,聽取麗水縣文教方面各負責人之報告。報告掃盲工作者謂經過八晝夜苦戰,掃了五萬文盲,每人認識了一千五百字」。對此,宋雲彬的反映是,「驟聆之,殊難相信也」。凡有常識的人也是「殊難相信」的,但卻是在「大躍進」中實實在在發生的怪現象。

在1960年,因「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已漫捲全國,5月10日,晚飯時與家人以及友人閒談時,宋雲彬感慨,「凡事必須實事求是」,他回憶在鄭州參觀所見,「參觀展覽會,講解員指陳列的七個大雞蛋,謂是一隻雞在一天內所下,並謂現已躍進到每天一隻雞下十四個蛋」。他還談及1958年「有人赴天津參觀農村,謂一畝試驗田產糧達十萬斤,皆與事實不符也」。雞下蛋的「大躍進」,是可以編入新版《笑林廣記》的。

1958年席捲全國的,還有大煉鋼鐵。大煉鋼鐵遍及各單位,連宋雲彬所在的中華書局也領受了煉鋼任務。原料從哪裡來?要各人自行設法提供,1958年10月19日,宋雲彬由他的女婿「買到廢鐵十一斤,值二元」。次日,「送廢鐵十一斤交中華書局煉鋼部門」。10月23日,「下午將下班時,忽得通知,有緊急會議,必須參加。6時,會議開始,主席報告本單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須出鋼二噸。人民公社全部社員除年老病廢者外,皆編入煉鋼部隊」(按,1958年10月18日,中華書局在「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全國皆辦人民公社的形勢下,已成立「十月人民公社」。我所就讀的北京政法學院在8月即已改名為「鐘聲人民公社」,但僅是掛了一塊牌子而已,當年所發的畢業證書,也並未用什麼「鐘聲人民公社」的名字)。「會散後,匆匆回家吃飯。飯後即赴局參加劈木柴」。次日,忽得通知,令宋雲彬所在的後勤第八組「全部組員參加劈柴」,下午,又「繼續劈木柴」。以木柴引火煉鋼,已是笑話,但從這「緊急」通知來看,也是頗當作一件事的。

1957年7月開始的反右運動,是眾多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一個重大轉折。先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宋雲彬讀後「為之悚然」,感覺到鳴放「自此收矣」。但是,儘管有此認識,卻在6月10日出席浙江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發言時表示「不甚贊同」這一社論,認為人民日報針對盧郁文接到之恐嚇信發議論,殊不知寫恐嚇信者決非人民內部的人,不必予以重視,一重視適墮其術中也。知識分子的天真,表露無遺。而在浙江日報交宋雲彬審閱這一發言記錄,6月11日以頭條新聞發表這一發言,加以小標題曰「宋雲彬不同意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時,還沒有清醒過來:「其意是宣揚邪,抑惡意挑撥邪,不得而知矣。」對反右的決策有非議,他被定為「右派」已是「理所當然」了。宋雲彬的日記留下了一個「右派分子」個案的記錄。查當時的材料,為「坐實」宋雲彬的右派罪名,羅致的「罪行」有:一、他認為浙江省領導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有偏差;二、他認為浙省領導對文物保看護作不夠重視;三、他主張應有創作自由,反對行政過多干預;四、提倡「內行領導外行」,認為領導應該有文化,有專業知識。這些言論,使他蒙難22年。

在宋雲彬被定為「右派」後,還連累到了他人。1958年9月3日,他得知新華書店的王平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罪名之一,為「曾數次奉命送書」到宋雲彬寓所,由此,「降為勤雜工,月薪二十元」,後,又「被開除出店」。

在精神極度痛苦的情況下,宋雲彬「無夕不飲」。1958年3月1日,「偶成一絕」:「驅遣牢愁酒一杯,名山事業敢心灰。十年悔作杭州住,贏得頭銜右派來。」與同為海寧籍的從延安走來的女作家陳學昭一樣,以對省委領導不重視文學事業的批評而獲罪,成為「右派」。雖經周恩來命周揚打電話給浙江主政者,說陳學昭的用意是好的,但也未能倖免。而已升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也被打入另冊淪為賤民了。1958年4月8日,宋雲彬得到通知,從九級幹部降為十四級,工資為131元(原為232.55元),房租則從9.45元增為16.07元。1958年5月5日,又接機關事務管理局電話,令遷往涌金門外67號。至此,對他作為「右派」的處理才告結束,但所受的屈辱則還在延續。可舉一例,1958年12月18日,在中華書局,「下午奉陪開會,討論到所謂右派分子可否擔任責任編輯問題,又受一次侮辱」。宋雲彬沒有寫下討論的結論,這是他刻意迴避了,那時教師中的「右派分子」都已被趕下講壇,又遑論在出版物中需署名為責任編輯的「右派」?

1959年3月中旬,「忽接全國政協秘書處電話,雲邀請余當政協委員,通知寄杭州被退回,現已經派專差送去云云。未幾果接到通知書,內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十二次會議(擴大)協商決定,你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委員會委員,特此通知。」對這一記錄,我有兩點不明:一、政協秘書處何以尚未了解宋雲彬已由浙江調至北京中華書局工作?二、浙江有關方面何以不把信轉至中華書局交宋雲彬而徑直退回政協?浙江的有關方面當然是知道宋雲彬調往何處的,是他們開的調動介紹信。對第一點,我的解釋是,宋雲彬雖為「右派」而作為歷史上有貢獻的知名人士,被列為政協委員仍為統戰的需要,卻因一段時間的中斷聯繫,而不知已調動了工作;對第二點,只能猜測為浙江有關單位仍是心懷不滿了:何以這「右派」仍能蒙受中央高層領導的青睞?

1959年4月25日,宋雲彬見到了政協送來的「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候選人的提名方案」,「計副主席十四名,常務委員一百四十二名」。作為有心人,他在日記里寫下了常務委員中的「右派分子章伯鈞、龍雲、黃琪翔」三人的名字,又寫下了在小組討論時組長沈體蘭的「傳達說明,謂全體委員一千零七十一人中有右派三十八人」。這是「傳達」,可見是政協領導的「說明」。這傳達,說明了「提名章伯鈞等為常務委員之理由」,想必也有說明政協決定三十八名右派為政協委員的「理由」,但在「傳達」時從簡了。宋雲彬的日記,保留了一份歷史資料。

在宋雲彬的日記中還寫有一些「右派」的神態和活動。1959年4月23日,出席政協會議。「休息時遇章乃器,傲岸態度依然似昔也。」這也說明了,以章乃器來說,對「右派」並未認「罪」,或也無「罪」可認也。

宋雲彬以個人身份加入民盟,羅隆基就是介紹人之一(另一人為中共秘密黨員周新民),但來往並不密切。在作為「右派」時、或作為「摘帽右派」的年月中,卻有了來往。於1960年2月政協組織的參觀活動中,3日,在洛陽,宋雲彬去了章伯鈞夫婦的房中「閒談」。「葉篤義、陳銘樞先後來」。在洛陽,因黃藥眠、朱光潛有病,宋雲彬也為他們的診治提供了意見。1960年3月12日,在鄭州參觀,晚,又在「章伯鈞房中閒談」。1961年6月23日,宋雲彬去政協「小吃」,「遇熟人甚多」,「坐了章乃器的車子回來」。1961年6月28日,「5時半,坐羅隆基的汽車去政協」。1961年6月30日,「晚7時,坐千家駒的汽車赴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共建黨四十周年的紀念會。1961年9月16日,「5時半,乘羅隆基車赴政協吃夜飯」。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中有專文寫羅隆基,說章伯鈞作為「右派」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還有專車,「羅隆基是從四級降至九級。」「專車便沒有了」。而從宋雲彬的記述來看,羅隆基是仍有專車的。1961年12月17日,章伯鈞至宋寓,「談約1小時」。這些「右派」,也還有一些「政治活動」。1961年3月29日,在民盟總部,宋雲彬參與聽取了「章伯鈞談尼泊爾國情」,甚為「扼要」。

因了宋雲彬的日記,為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在作為「右派」的一段時間裡,留下了些許活動身影,但也僅是身影而已;這也彌足珍貴了,畢竟,對他們在這一階段的情況,留下的記載不多。

1958年的「大躍進」帶來了嚴重後果。1960年12月17日,宋雲彬寫有:「近來學校學生及各機關幹部多患浮腫病」,「面目手足浮腫」,「甚至全身浮腫,有死亡者。」其中的一代學人盧芷芬,「即患此病死也」。盧芷芬生於1910年,於1960年去世,才50歲。他於1931年考入無錫國專學習,與周振甫同學。於1933年進入開明書店,與先一年進入「開明」的周振甫一起作為宋雲彬的助手編輯《辭通》,為《辭通》編索引。建國後到北京,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室主任,又在宋雲彬領導下工作。1957年,作為書生的盧芷芬未能免禍,1960年終因缺乏營養而去世。那時可購的食品已極稀少,有所謂「高價食品」的,也不易購得。1961年3月30日,宋雲彬在中華書局「買到一隻老鴨,重約3斤,每斤四元」。這12元是什麼概念?當時一個二級工的工資是28元。大學畢業生剛工作時的工資是43元,一年後「轉正」的工資為53.4元。

宋雲彬的日記,可作為信史的補充,為一段時間裡的「運動」留下了可供回味的一鱗一爪。

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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